o;就是皇帝对藩镇的绝对权威”。因此，朝廷对刘辟迟迟未予认可（即把留后正式任命为节度使），于是刘辟采取一般藩镇的常规手段——出兵东川，想以此给中央施加压力。刘辟还是继续了旧的姑息之政时期的思维，对中央的上述改变并不真正明白。“两方势力在认知不对等的情况下走上了无法挽回的冲突。”征讨过程又被细分为两个阶段予以叙述，总之，刘辟因为事出意外，导致在整个博弈过程中节节败退。

《西川》一文是本书中非常突出的一篇，论证清晰细密，新见迭出。特别注意到藩镇一方的态度和“认知”问题，对重新理解西川事件十分有帮助。本文的具体贡献，作者先后在两处做了说明。“第一，对这一事件过程的仔细解读可以颠覆以往史学界对唐代后期藩镇与中央关系的一些刻板认知（按：这里的刻板认知指的是‘普遍的误解是把藩镇对中央的不服从都视为叛乱’这一点，见第20页）；二是可以重新解释元和时代政治新格局产生和唐宪宗个人权威确立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三是从这一事件出发，可以进一步分析在中晚唐的背景下，政治舆论可以对皇权的发挥产生何种影响。”（第59页）在《序论》部分，作者又从研究方法上总结了此文的一些收获，特别是作者强调的“新的政治史不再只是关于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更是关于行动中的人或群体对权威和合法性的不同认知的历史，这种不同的认知以及导致的政治行为的错位常常是冲突的根源所在”（第4页）。笔者也觉得，这些方法论的揭示和实践，对“新政治史”来说，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值得重视和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