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区分，指出开始浮薄一词大量指向科举之士，后来则“越来越多地指对‘品流’的过分注重”（第223页）。这个分析很精彩，补正了陈寅恪的观点。而对于“清流”一词，虽然其跨度从玄宗直到唐末，甚至直到五代宋初，但作者未能更加精细全面地予以辨析。

作者的论述从“白马之祸”事件开始，李振说过“此辈自谓清流”，非常好地证明“清流”一词“存在于当时的公众话语之中”，而且是一种群体的自我认同。清流群体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

随后，作者引用《旧唐书·哀帝纪》敕书中“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将“近代”的时间确定在“武后统治后期到玄宗朝”，以此作为“清流”出现的开端（作者在《上官婉儿》一文中认为，“文”的统治模式始于武后时期，其代表为稍早的上官婉儿和稍后的张说），并转入讨论对清流的界定问题。

作者主要分析了张九龄在两次场合中的争论观点，指出张九龄强调文学这一素质的重要，还强调这一素质需要和特定的资历相结合才能得到体现，也就是进士出身任词科、历仕清要两点，即“文”和“清”这两点。并明确指出：“特定素质（文）与特定职位（清）的相互依托形成一种新的判定精英的核心标准，实质上取代了原来以郡望或官品等为主的评判标准。”（第223页）显然，作者认为，清流群体取代了南北朝门阀士族的地位，就是因为时代的标准改变了。文和清，显然是作者定义清流的核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