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散到地方，表现之一，“绝大多数藩镇已逐渐为朝廷直接委派的文官节度使或观察使所支配”；表现之二，藩镇幕僚撰写表状笺启，其实也是与代朝廷立言的草诏性质一致的工作，而且一样是由清流人士担当；表现之三，节度使府的举荐、公宴和酬唱等形式，传达出来的趣味和长安的主流文化没有差别，可说是清流文化在地方上的再现（第249～252页）。甚至，作者认为，清流文化在唐末还渗透到了河北藩镇之中。

正是由于清流文化的独立性和扩散活动，“在世变中能保持其特殊地位”，各个政权“都认为掌握能书写这种文字的人士对于政权合法性和政治形象的建立都有关键的意义”。于是，“有刀尺之才的文士被地方政权重用，成为代言人，这类人才反过来成为清流代表的庇护人”（第254页）。

在文章最后，作者要回答一个问题：清流文化何时退出历史舞台。作者认为“清流文化与北宋新政治规范的建立之间恐怕存在着相当深刻的联系”，清流集团牢固地维持到了北宋仁宗朝。“以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新群体也许曾与晚唐以来的清流文化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已经无须在心理上对之再抱有以往的同情。”（第263页）也就是说欧阳修对冯道的大力批判，体现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对旧政治文化的批判，标志着清流文化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