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中颠覆性最大的。其论证过程主要在《清流》的第三章和《冯道》一文。

清流文化在唐末动乱中活下来，主要来自两点：一是清流的独立性，二是清流从中央扩散到地方这个过程。作者的这个思路和谭凯（Nicolas Tackett）《中古中国贵族的崩溃》的观点相似。谭凯认为，以首都（长安和洛阳）为代表的国家精英充分利用了科举制维持社会身份与地位，唐代的国家精英（贵族）在黄巢起义中覆亡，而地方精英得以幸存，推动着唐代的国家精英逐渐向两宋的地方精英转变。（书评见王晶《重绘中古士族的衰亡史》，《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期。）

作者认为清流在五代时期，依然很强大。若果真如此，他就要证明这样一个前提：文臣依然占据五代时期政治的核心地位。这里作者的论证有些让人不太容易接受。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作者基于理论的需求而误读史料的现象。这个例子就是《旧唐书·哀帝纪》所载的敕书，那篇敕书其实是为白马之祸消灭清流找借口的。文中说到：“文武二柄，国家大纲……足明于武列文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来看这段史料，它其实清晰指向的是文官与武官的矛盾，而非所谓文官内部非清流对清流的不满。“蓝衫鱼简”，指的乃是文官，而“拖紫腰金”明显是武官了。邓小南《祖宗之法》第二章“走出五代”中，就明确指出“它（诏书）将唐王朝当时面临的严重危机归因于长期以来对于文武清浊的区分”（第109页）。文武的矛盾，其实从唐后期就明显展开了，在地方官职系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唐晚期出现了大量的“吏化军职”，押衙等武职成为吏的名号，唐末时期这种冲突尤其突出。白马之祸其实正是朱温篡唐的前奏，朱温要在官僚格局上事先布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以藩镇系统的武官去代替中央的文官。面对裴枢的不知趣，朱温的愤怒显然是武官立场的，而非李振式的。当然，冲突中肯定也存在着被清流排斥的李振之流的矛盾，但这不是要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