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方向是十分可取的。特别有价值的在于，作者希望通过建构新的理论，来取代旧的说法。如果没有建立新说予以取代，旧说往往无法退出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枪有其历史地位。

对一些具体问题的颠覆，该书也提出了值得思考的方向。比如清流概念，就涵盖了新门、旧门，也就本质上取消了它们之间的区别，进一步就消解了陈寅恪对牛李党争解说的意义。学界已经对陈寅恪的观点提出了各种补正之说，但都是以陈说为框架，而清流一说则另起炉灶，意义也很大。其实作者哪怕只充分地证实这一点，学术贡献也是让人瞩目了。

还有，本书展现出的新政治史姿态也非常值得期待。虽然作者自己认为清流不是“单纯的政治集团，也不只是社会或文化群体”，但本质上说，清流及清流文化的讨论，应该属于一部新政治史的范畴。我个人认为政治永远是中国古代史的核心问题。比如用政治视角来观察诏敕的写作，观察词臣这一群体，等等，都是非常好的实践。这不仅是新的史学题目，更是新的史学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