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点方面，首先是作者论证的方式相对单一，比如对清流词臣的叙述，基本从墓志传主生平入手，进行个案分析。1\3·1?t`x~t?.^c+o!m￠但是清流毕竟是一个群体的存在，而非仅仅单个个别的词臣，所以群体性的观察是不可缺的。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作者对大量数据统计的怀疑，所以过于谨慎进行统计性的研究。其次，史料运用上，过分倚重墓志材料，而且对传世文献的警惕没有表现在对墓志史料的使用上。比如墓志中大量夸奖赞美的语句，未见作者提出质疑。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还是时有理论先行、强解史料的问题，尤其突出表现在《冯道》一文中。作者将冯道作为清流的典型来描述，不但与既有研究有较多冲突，与《旧五代史·冯道传》的阅读体验也有较大反差，所以读起来给人生硬和强凑之感。所以，一方面，作者要对唐宋变革这样的建构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同样的毛病还是会出现——从理论推导出一些史实认识，来颠覆一般性的史实认识。比如作者做出这样的判断：“君主独裁最早出现在八世纪末，尤其是德宗等君主在位的时代。”这一观点不由令人想起竺沙雅章对宋太宗的判断，何其相似。还有就是对唐末五代文人地位的过高估计，显然也是由理论的需要而导致的。-r￠w/z+w￠w\.*n,e·t_

当然，理论构架是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历史认识总是不断被建构，甚至被颠覆，需要我们去构建理论，来认识历史；另一方面，这种历史认识对历史史实的构建的界线在哪里？显然，这是非常难以把握的问题。大概也是所有史学研究者面临的困惑吧。

最后想说的是，以上所有的分析论说，只是基于作者还未完全展开的论著而言的，所以这些判断是否符合作者原意，笔者都不敢自信。也因此，我们更加期待阅读作者在该书基础上将要完成的两部新的大著。

（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69页，59元。）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

胡耀飞

唐史研究历来偏重唐前期，对于中后期关注不够，不过这一现象近年来多有改观。就专著而言，先有谭凯（Nicolas Tackett）关于世族衰亡的专著，后有陆扬对于晚唐清流文化的阐发。[1]前者关注的是魏晋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在晚唐的消亡问题，认为黄巢（？～884）之起，特别是对长安的占领和屠杀从肉体上摧毁了这一阶层。后者主要从对唐代中后期世族中潜行的清流文化的揭示，看其政治文化在唐后期五代的赓续问题。*s¨i¨l/u?x_s?w·./c?o\m~总体而言，这两本书的观点是相左的，前者强调黄巢集团的暴力行为对世族消亡产生的重大影响，后者强调世族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无论哪一种对唐代中后期的研究，其实都绕不开两次重大事件，也就是安史之乱和王黄之乱。这两次事件之所以成为唐中后期的时间界限，主要在于对整个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基于此，学界对两次事件本身的相关研究，历来十分丰富。[2]此外所涉及的问题，则是普遍存在于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及其割据现象。这是讨论唐朝中后期的历史所绕不开的问题，近年来对此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加。[3]而在人们接受了唐代中后期藩镇这一现象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来认识整个藩镇时代的兴衰，也就成了题中之义。对此，五十多年前王赓武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可作为对藩镇衰落之势的代表性研究，至今无人超越。[4]而本文所评新近出版的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则可作为研究藩镇启幕目前最全面的成果。

一

《危机与重构》（以下简称“李书”）是一部政治史、军事史著作，是作者李碧妍在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李书除了绪论、代结语（“藩镇时代的意义”）和附录（“李怀让之死”）外，共分四章内容。关于李书大致内容及作者的写作心路，作者已经在一次公开对谈中予以详述。[5]不过出于书评体例，以下还是先就笔者的理解，对李书内容略做介绍。

首先，作者在绪论中就该书整体结构，即作者的研究动机、路径、手段和步骤予以概述，然后梳理和反省中外学界藩镇研究的成果。就成果而言，作者根据两种基本思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