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讨论了在唐玄宗尚在蜀地，唐肃宗已然即位于灵武之际，各方人士的政治动向。其中特别值得赞赏的是作者通过对各类诏令颁布时间的质疑，以及所颁布诏令本身之真伪的分析，从而揭示了肃宗通过篡改史料来塑造自己合法性（第393～398页）。永王璘事件，实际上可以视作唐廷不欲将与安史旧部之间的妥协手段（设置藩镇）用在江淮地区。这主要是为了确保财运的畅通，避免藩镇跋扈造成影响财政收入。随后，作者先后讨论了刘展（？～761）之乱、韩滉（723～787）“骋志”（第485页）和李锜（741～807）叛乱三次事件。在笔者看来，作者通过对三次事件始末的揭示，论述了唐廷不欲在南方地区纵容类似北方节度使体制的意愿，即致力于将“节度使体制”转化为“观察使体制”，并最终取得了成功。至于此章最后一节对松井秀一所谓“平静期”（第523页）的探讨，其核心在于揭示土豪层的兴起及其对唐末五代南方历史的影响。

以上四章内容之后，作者以“藩镇时代的意义”为题写了一篇“代结语”，揭示从安史之乱到宋初这么一个“藩镇时代”的存在意义。目前学界对于中晚唐五代这么一个藩镇时代的存在，已有比较明确的认识。不过虽然最早在民国时期即有于鹤年对“藩镇”意义的提示，[7]但至今对藩镇的研究重中晚唐，轻五代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