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元祐政治的展开与危机”。′三¨叶′屋? -追_蕞+欣′章?截_本章主要讨论司马光与高氏设计的元祐路线在实践中遭遇了哪些危机，以至于最终“颠覆了元祐最初的设计”（第59页）。本章的重点在于对党争的再认识。作者先以苏轼、程颐为例，指出在反思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苏轼、程颐这两位分别具有文学、思想的巨大号召力又个性鲜明的人物，成为“安静”这一政治诉求的最大威胁，因此他们的任职招致各方政治力量的反对。而言事官之党、韩维之党的政治事件，是由高氏对自身权威的焦虑导致的。高氏的焦虑、部分激进的臣僚整肃队伍的企图也成为“车盖亭诗案”演变为一次大规模政治风波的重要因素。“由此看来，蔡确党或新党之名是幌子，车盖亭诗案波及最多的并非所谓的新党，而是温和派。”（第80页）作者对元祐历次政治风波的分析，力图消解的是新旧党明确的界限，由此要回应的是作者强调避免的政治史研究弊病。“综合元祐前期的几次政治风波，可以看到是不同的政治诉求推动了诸‘党名’的出现，而非有实际的政治集团崛起，这些风波当然也就主要不是之前的新旧之争的演进、分化的结果。*兰,兰·闻·血! ?追,蕞,薪?蟑,洁_”（第81页）作者进一步以绍述前的政治格局为例，指出随着哲宗逐渐成年，垂帘体制的危机已经日益显现，一方面高氏为维持元祐既定路线，面对老臣凋零，不得不吸收一批政治立场不甚鲜明的士大夫进入台谏等职位，另一方面这批出入新法的士大夫却无法接受元祐以来对新法的全盘否定，因此在哲宗亲政前，高氏的政治部署却为绍圣初年全盘否定元祐更化做好了准备。

第三章“哲宗亲政与政治文化的嬗变”。本章主要讨论哲宗亲政后的政治文化。作者指出，与仁宗朝不同，哲宗即位时尚年幼，“在性命道德之学兴起的背景下，年少的哲宗给了士大夫一个塑造皇帝从根本上致君尧舜的机会，元祐士大夫对于哲宗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注视规训，必须要放在这样的背景下方能合理解释”（第110页）。但是这种培养方式带给哲宗的是对元祐大臣的极为不信任，甚至是厌恶。没有潜邸旧人的哲宗，选择自己父亲信任的如曾布等熙丰旧臣为依赖的对象。哲宗亲政前后臣僚的更迭，带来的是政策的变化，而元祐大臣“致赵煦为尧舜之君的努力，一切都随之消失”（第126页）。士大夫政治中“致君尧舜”的理想宣告失败。-餿`艘`晓·税?蛧, ￠蕞¨薪.璋′节¨埂¨芯+筷\士大夫规训君主的行动之所以能够短暂成功，源于垂帘体制这一特殊的政治体制，但是“帝制政治的正常结构，从未真正赋予士大夫规训君主的权力和权威”。哲宗亲政后对宋代政治的重大影响是对士大夫文字的审查，通过重修《神宗实录》、编类元祐臣僚章疏、审定元祐诉理所旧案三次整肃，对元祐以来官僚的文字进行拉网式排查，其波及者远远超过元祐党人的范围。这场政治整肃，“彻底改变了北宋涵养士类的传统，士大夫群体的面貌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主要反映在其独立性责任感主题意识的消亡，成为权势之依附”（第139页）。

第四章“徽宗朝的权力结构”。作者提出，由于神宗朝变法和哲宗亲政后的开边，“徽宗即位之初就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超越父兄之治”（第146页）。徽宗超越父兄的方式是“呈现”一个圣朝局面，因此“权力格局的特色，就源于赵佶对自身君主角色的刻意经营”（第146页）。作者以蔡京为例，强调不能仅对蔡京的政治生涯做盛衰或长期专权的理解，而应把蔡京放在整个中枢权力结构中去理解。例如政和二年蔡京以太师总治三省事，但却只是相当于次相，实际职权“既因为实际掌领的部门，也因为视事频率而受到明确限制”（第148页）。徽宗依赖蔡京的是其理财能力，同时以“公相”身份限制其权力，至王黼继蔡京再任“公相”，说明“徽宗已将公相加普通宰执的体制，作为其权力分配的常规手段”（第162页）。对于反映皇权的公文，作者依据文书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