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这些田，是农友们的血汗，现在，趁着这个机会，把它们都还给大家。”

——这句话，彻底奠定了彭拜在海陆丰一带的威信，要知道，当时还只是22年，土共才不过成立了一年。

而自红军开辟槿甘山根据地之后，土地革命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篇章，同时也浮现了层出不穷的问题。

事实证明，光有后世总结出来的先进经验，或许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肯定没法达成立竿见影的效果。

早在槿甘山时期，程刚还没摊牌的时候，就直接拿出了不少资料供李润石参考，所以那次颁布的《土地法》，就完善程度而言绝对能够算得上顶尖水平，一直用到现在都相当适用。

“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分配办法是，在原有耕地基础上，按人口平均分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给地主富农分同等的土地。”

这便是历史上的土共在经历多年革命之后，用鲜血和汗水总结出来的经验，但问题是任何的规章制度都是由人来执行的，设计得再好，实践时也难免会出现问题。

同时又因为早期的战争环境较为恶劣，所以当时李润石等人的精力还无法全部放到基层土改中去，大家只能在磕磕绊绊中艰难行进。

这一局面一直等到彭拜的到来才有所缓解，30年的赣闽粤根据地已经初步成型，各地随之掀起了新一轮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

但由于当时划分阶级成分的文件存在不少争议，党内同志的思想也尚未完全统一，在缺乏一致性政策引导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批“左”的现象。

彭拜在发现问题后，利用下乡熟悉工作的机会，跑遍了锐京周遭的大小村落，甚至还专门前往凝都、余都、回昌等地调研，亲自访问农民，征求他们对土改的意见。

最后彭拜掌握了四十多个村子的基本情况，在通过汇总分析，形成了一份切实的调查报告。

在报告中，彭拜首先以锐京附近的七堡乡为例，分析了错划阶级成分的具体情况，并明确提出划分阶级成分的正确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的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即：

“由于对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

严格来说，这份报告里提及的划分阶级成分标准问题，程刚拿出的资料里也有不少涉及，但后世的资料并不一定完全切合眼下的局面，所以二者对其他同志的说服力，自然也有着不小的差别。

更关键的是，彭拜能够服众，还与他本身在农民运动方面的深厚资历离不开关系，这也是其他同志难以替代的，同样的话从不同人嘴里说出来，效果肯定有所不同。

顺道一提，当年彭拜下乡调研时的搭档，正好就是同样刚来苏区的任培国，后者在北方执行土改的模式，很大程度就受到了彭拜的影响。

而等彭拜将这些工作理顺之后，恰好李润石顺利入主中央，并将原中央苏区的担子交到了他的手里，他也由此成为土共南方地区的核心人物。

作为统领全局的领导人，除了要管理农业事务之外，彭书记还不得不兼顾工业和军事方面，好在锐京这里并不缺乏资料，只要想学，大家总能找到自己想了解的知识。

转眼两年过去，眼下在各大洋行的压力之下，大量买办商户纷纷开始缩减与苏区的贸易，诸多工厂都出现了原料紧缺以及商品积压的问题。

面对这个让人头疼的情况，彭拜的情绪并没有多大波动，似乎一点都不担心接下来的风风雨雨，倒是让其他同志也跟着稳定了下来。

“卷烟厂的生产先不要停，之前咱们的烟叶库存还有不少，应该可以撑一段时间，不过牌子暂时得换换，后面优先考虑给部队的供应。

对了，马上烟农就要开始育苗，让地方上趁着这个机会，快点推广咱们的新品种，农院的同志都做了好几年的试验，也该到普及的时候了。

还有那几家五金厂，之前不是已经设计好了方案么，产品能供应军用的一律保持生产，不能的就赶紧转产。

现在咱们自家的库存又还没满，趁着时间来得及，抓紧多储备一点，总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