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共从51军手中接收金城的动作，无异于在西北马家军的腰眼位置上抵上一把刺刀，谁也不敢确定这刀到底什么时候会捅下去。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看，双方仍然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克制，作为地头蛇的青马以及宁马，不愿与共军直接来场硬碰硬，心中所想的还是继续维持西北既有的分立局面。

与国内现存的其他军阀派系，大多源自于辛亥革命乃至后续的北伐战争不同，马家军的历史要更加早远，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个世纪。

早在清朝末期，西北就已经出现了半割据的端倪，咸丰、同治在位期间，清朝忙于镇压江南的太平天国和中原的捻军，对西北的控制力逐渐降低。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西北地区的政治环境急速恶化，如果再不进行控制，很可能又会出现历史上那种西出关中便尽是异域的场景。

所以那时的左宗棠力排众议，率领大军西征，首先镇压了甘陕等地的叛乱，随后驱逐阿古柏，收复西域，一举鼎定了西北局势。

但由于19世纪后半叶清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对于各省的控制力都在下降，名义上的割据势力虽已缴清，西北等地却依然留下了不少半割据的尾巴。

当年向左宗棠投诚的叛军摇身一变成为了官军，以几支马姓家族为代表，在清末的大动荡之下逐步扩张，集两代之力，完成了对青、甘、宁的扩张，形成事实上的独立局面。

清朝灭亡以后，原本应该由新的中央政府逐渐压服这些边疆地方派系，可当时的中原大地自己都乱成一团。

各路军阀忙于混战，争夺地盘，根本无力染指西北地区，更不愿平白往泥坑里踩，当然，贫瘠的大西北也很难入他们的法眼。

所以从北洋军阀开始，这些军阀政权基本对于遥远的西北地区鞭长莫及，纷纷采取安抚策略，即便尚有余力，也顶多拿捏住金城到陇东一带靠近陕省的地盘，防备马家军向平原扩张。

包括当年号称‘在西北咳嗽一声，整个西北都振动’的冯遇祥，手中拥兵40余万，算得上那时国内势力最强的地方派系之一，也只不过是暂时压服了马家军，而无法做到实际的控制。

30年中原大仗时，为了与常凯申一决胜负，冯遇祥的西北军堪称是倾巢出动，老底子都让他调出了潼关。

可马家军不仅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反倒需要冯遇祥将雷中田的一个旅继续驻扎金城，那也是整个中原大战期间西北军唯一留在甘省的部队。

历史上常凯申的所谓西北布局，除去派了一个胡宗难跑到陕甘围剿赤匪之外，本质还是默许了三马在青、甘、宁三省的特权，以换取马家军的合作。

话说，雷中田发动雷马事变失败之后，其部新编第8师主力在力陕军和马家军的围攻下损失殆尽，他本人也不得不抛弃残部逃往川省。

可是先有孙蔚如，后是于学中，来自中原的军队依旧牢牢把控着金城锁钥，所以在这几年里，马家军虽在自家地盘横行霸道，却很少流露出染指河东的野心。

土共刚刚扩张到陕甘和陕宁边界时，青马和宁马也曾响应金陵中央的号召前去围剿，但大多出兵不出力，见到共军不好招惹之后，便早早地躲开了。

直到这次共军收编了甘省的东北军，见到后者似乎有军心动摇的迹象，加上金陵那边的鼓动，青、宁两马尤其是马步方的心思才开始蠢动起来。

众所周知，地方财政情况决定了一支军队的供养能力，30年代的青省全省人口还不到200万人，财力物力非常有限，因此根本无力供养数量庞大的正规部队。

从北伐战争到中原大战前后的这段时间里，马步方先是效忠了冯遇祥，接着又投靠了常凯申，最后成功将自家部队转正为果军杂牌，新编第9师，甚至还接收了一批老旧装备以及中央调拨来的军费。

可即便如此，这个新编师也只是下辖了1个骑兵旅和3个步兵旅，总兵力只有1万多人，这就已经是青马的全部家底了，剩下的不过是些民团之类的地方武装，至于宁省的马鸿奎也好不到哪去。

因此，青马和宁马固然知道金城对于他们的重要性，却很少真正出兵攻打金城。

相应的，之前无论是冯遇祥还是常凯申，不管他们遇到什么情况，都会在金城驻扎足够的兵力以作防备。

包括土共开始改编东北军时，也对在金城驻扎的51军慎之又慎，一切补给物资从未短缺，这才有了此时的顺利交接。

换句话说，最近一二十年里甘青宁三省局面其实是这样的：所谓的西北三马中，青马占据青省，宁马把持宁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