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冯承钧谓景教入唐之时，叙利亚已为大食所据而名其地曰苫（Sm），与其名景寺为大秦寺，不如名为苫寺云云；（《景教碑考》四七页）其说可谓泥极。′j′i￠n\r?u~t-a,.~c′o.m￠“大秦”真义犹云右方或西方（余已有证明），在当日施之罗马也可，施之叙利亚亦可，冯氏之论，徒见其好为文字上之异议，非注重实际研究者所应出此也。
205.涉出土时期，钱谦益以为“万历间长安人锄地”得之，（《牧斋有学集》四四《景教考》）林侗以为“明崇祯间西安守晋陵邹静长先生有幼子，……卜葬于长安崇仁寺之南，掘数尺，得一石”，（《来斋金石刻考略》下）李之藻天启五年四月《景教碑书后》称，“庐居灵竺间，岐阳同志张赓虞惠寄碑一幅，曰迩者长安中掘地所得”，崇祯十四年，葡教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撰《唐景教碑颂正诠》，称“天启三年，关中官命启土，于败墙基下获之，置郭外金城（胜）寺中，岐阳张公赓虞拓得一纸，读竟踊跃，即遗同志我存李公之藻”，（《碑考》三至八页）足立喜六主张天启五年说最确，（《长安史迹考》一九〇页）冯承钧断为“要在天启五年之前”；（同前引九页）按由掘得而树立，而张赓虞拓得，而由陕寄浙，古代交通、消息，两俱濡滞，应以天启三年（一六二三）说最为可信。_搜′嗖￠暁*说′蛧~ ~蕪.错/内′容.
涉出土地点及立碑原因，伯希和曾提出两项意见：（一）发现不在盩厔而应在长安金胜寺，即阿罗本所居之大秦寺。（二）碑非墓碑，只是当年大会时由景教大施主所建之碑（即碑文中之赐紫袈裟僧伊斯，《史地译丛》五九页）。冯承钧历引明末波兰人卜弥格（Michael Boym），法人金尼各（Nicolas Trigault），法人方德望（Etienne Le Fèvre）诸神甫之书札，信为出土不在西安而在盩厔，出土后运至金胜寺，且是伊斯之墓碑（同前一〇一一三，一八及六九页）。余按此实两个互相连锁之问题，主张出盩厔则近于墓碑，主张出金胜寺则应非墓碑。据宋敏求《长安志》一〇，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本讹）立”；《清一统志》一八一，“金胜寺在长安县西郭外，即崇仁寺，唐建”；又《长安县志》，唐开源门内义宁坊有崇圣寺，明改崇仁寺，以寺邻金胜铺，故亦名金胜寺（此据《碑考》一八页转引；但唐城西无开源门，《长安志》义宁坊之北街通开远门，“源”乃“远”讹）；是明之崇仁寺（即俗称金胜寺）与唐之大秦寺同在义宁坊内，其为同一寺之嬗化，已极有可能。*珊￠叭/墈￠书,惘+ ′勉·沸/岳`独?假如发现在盩厔而运至长安，此碑初时尚无人能考其内容，崇圣寺之本身为大秦寺。在流俗亦必无记忆，长安名刹尽多，何以运来后恰放在唐代之大秦寺？此从客观体察而未必有如是之偶然者也（冯书一八页亦以大秦寺、崇圣寺同在一坊为讶）。若第二问题，解决尤易，碑文末段无非赞扬伊斯之出资崇饰及布施，绝无溘逝之意味（“今见其人”一句，尤非对已死者之言）。且向来墓碑未闻有取颂为名者，更未有替官吏作墓碑而专颂历朝帝皇之功德者，况碑文固非唐文之下乘作品乎？至伯希和以为伊斯自立，亦误；末言“白衣景士，今见其人，愿刻洪碑，以扬休烈”，明明是景众颂伊斯而立石矣。详说见拙著《景教碑里好几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
206.波斯人阿罗喊仕高宗朝，景云元年卒，墓志见端方《匋斋藏石记》二一，应即同名之异译。张星烺以为Luhe之译音，（《汇编》一册一八五页）对音殊不符。
207.沙畹以为即开元廿年波斯遣来朝贡之大德僧及烈，先时回国，后又随贡使而来；冯承钧不以为然，谓是叙利亚文乡主教Rorappisqopa之省译，（同前六〇一六二页）张星烺又谓是Cyriacus或Cyril之译音。（同前）其实“及烈”切韵约读如giepliat，唐人读外语之收声l（r）如t，故Gabriel>gab liet，正与“及烈”吻合；冯、张均不知古代音读，故相差极远。景教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