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询之土人，言于阗、葱岭水俱下流，散之沙碛”）与蒸发之作用均极大，因而发展为潜行之臆想。然此皆远在张骞之前，骞未尝穷河源，（《通典》一七四）彼一往一还，皆被匈奴拘执，幸乘乱逃归，只据所闻而言之耳[7]。总之，重源之说，早经杜佑驳正，（同上《通典》）今已无事繁辨，惟清末有名之《辛卯侍行记》五，尚执言“河有重源，均出崑，稽古证今，一一吻合”，甚而最近，还有人持将信将疑之态度[8]，此与相信古济水之或伏或见[9]，同显出成说不容易打破。

真河源至何时才开始透露，旧无的记，杜佑云：“且汉时群羌种类虽多，不相统一，未为强国，汉家或未尝遣使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同上《通典》）《河源纪略》许其“若斯之论，深为允惬”。我往日亦信其然，今再审之，始知非是。《尔雅·释水》云：“河出昆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末两句正是描写羌方河源的真相[10]，不适用于塔里木河。又古之积石，据《水经》言（出海外，南至积石山下，有石门，然后南流入葱岭），当在葱岭之北；而《汉·西域传》顾云，“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汉·地志·金城郡河关县》亦称，“积石山在西南羌中”，则已将积石移至青海地面。按《尔雅》之写成，最晚当在汉初，然则羌与华族因封域邻接，当秦、汉之先，彼此间必已有官式或非官式的来往，故羌境之山川概况，得陆续输入于我国，杜佑之揣测，殊不符实际。自东汉初至北魏孝昌[11]，约经五百年，国人对于真河上源之了解，无如何进境，故郦道元作《水经注》，开始仍止叙西海郡南（西海即青海，汉平帝时置，旋因乱废）。又阅百年，吐谷浑屡次入寇（见十八节），贞观九年，命李靖讨之，侯君集为积石道行军总管，李道宗[12]为鄯州（今乐都县）道行军总管，趣南路（即东路）。饮马乌海[13]，“经涂二千余里，空虚之地，盛夏降霜，多积雪，其地乏水草，将士啖冰，马皆食雪，又达于栢梁，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旧·吐谷浑传》。栢梁，《实录》作栢海，栢海亦见《旧·君集传》及《会要》九七）《旧·君集传》略同，惟云“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栢海”，多星宿川一名（《新·吐谷浑传》及《通鉴》一九四同）。按唐人《十道图》，乌海、星宿海、栢海并绘在青海之西（据《通鉴考异》引），《新·吐谷浑传》又记“栢海近河源，古未有至者”之说，依此以求今地，则疑乌海即今喀拉海[14]，星宿川唐图既别作星宿海，似古今同地[15]，栢海或是星宿海以西之湖泊[16]。质言之，河源初步发见，应归功于君集、道宗所率领许多群众之力量，贾耽著《吐蕃黄河录》四卷，（《新书》五九）谅已收集此行之多少异闻，所憾者后人不知宝贵，书竟失传，吾人不应遽揣为“游山观水”[17]而蔑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