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诋《大衍》写《九执历》未尽，别作《甲子元长历》[65]，案验之后，不得直。

随着摩尼教之输入，我国通历亦受其影响，乾元二年（七五九），北天竺沙门不空译《吉凶时日善恶宿曜经》，其弟子杨景风注云：“尼乾子（Nirgranthapatra，犹云一切外道）末摩尼以蜜日持斋，亦事此日为大日。”又云：“日曜日，回鹘名曰蜜，波斯名曰曜森勿，印度名曰阿儞底耶（Aditya）。”（曜森勿即前景教条曜森文之异译）兹将摩尼教残经之七曜日名，[66]及其对音粟特语表列如次：

往日福建历书及东南部通行之洪潮和曾孙堂燕《通书便览》，于星期日下尚注“密”字（沙畹书一四页），即粟特语之遗。

唐享国二百八十九年（六一八—九〇六），历法凡十变[67]，次列如下表：

天文知识，六朝以降，亦大有进步，《颜氏家训》五引历家云：“日月有迟速，以术求之，预知其度，无灾祥也。”视东汉时累以天变杀三公，迥不侔矣。开元十二年，太史监南宫说遣官往交、朗、蔡、许、汴、滑、蔚等州[68]同以二分二至之日午时，测候日影，据计南北极相去才八万余里，（《旧书》三五）是为子午线长度之试测，惟并不精确。德宗时董纯（后避宪宗讳，易名和，见《新书》五九）善历算，尝言[69]：“日尝右转，星常左转，大凡不满三万日（？年）行周二十八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约八十年差一度。自汉文三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兴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语林》八）比隋刘焯之估计更近[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