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雍正帝膝下只剩弘历、弘昼两位皇子。+b￠o+o_k′z¨u￠n¨._c+o?m~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允祥的去世对雍正帝的打击之大，盖因“皇子皆中庸之资，弟侄辈乏卓越之才”，而他“生前身后、朝廷内外、大纲节目”能够托付有人的愿望随着允祥的死而全部落空，下面就只能求助于鄂尔泰了。

既然对允祥有这样的信任和期望，那么安排某位皇子与这位“准周公”叔父刻意亲近，当然是个很好的征兆。不过，由于福惠年龄实在太小，个人资质难以展现，笔者想以雍正帝的政治素质，也不会因为私情私爱而贸然确定幼子为储君，但是积极培养，给予机会，还是有很大可能。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福惠的亲舅舅年大将军出问题了，还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最最严重的、能够挑战皇权的大问题。年羹尧与雍正帝差不多是同龄人，此时不一鼓作气让其蛋白质形式消失，日后谁熬得过谁，那就很难说了。我们可以替雍正皇帝估量一下，现实中存在的最极端情况就是：年羹尧虽然被一时剥夺了权柄，但仍然正常生活，而年龄相仿的雍正帝死在年羹尧前面，又以福惠为储君。.求~书·帮? \更·芯?嶵¨全\在这种情况下，年羹尧很可能以皇帝亲舅的身份寻机重返朝堂，年轻的新君能否控制住曾经军权在握的国舅就不好说了。一旦念思及于此，不仅雍正帝要下定决心斩草除根，此次参与倒年的所有核心人物，也必然极力鼓动皇帝置年于死地，避免日后可能发生的、哪怕只有万分之一概率的反攻倒算。

大罪九十二款

随着形势的日益紧迫，之前面对拉锡还谈笑风生浑不懔的年羹尧也稳不住劲了，接到最后一次让他“明白回奏”的旨意后，写下了大概是这辈子最跌身段的“乞怜折”。其折曰：

臣羹尧谨奏。臣今日一万分知道自己的罪了。若是主子天恩怜臣悔罪，求主子饶了臣，臣年纪不老，留下这一个犬马慢慢的给主子效力。若是主子必欲执法，臣的罪过不论哪一条哪一件皆可以问死罪而有余，臣如何回奏得来。除了皈命竭诚恳求主子，臣再无一线之生路。·l_o*v*e!y+u,e~d?u,.,o·r′g￠伏地哀鸣，望主子施恩，臣实不胜呜咽。谨冒死奏闻。

奏折上没有朱批，雍正帝看后有何观感，我们也不得而知。不过显然，皇帝示意下的举朝倒年活动并没有因此放慢了脚步。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也就是年贵妃去世后的半个月，议政王大臣、刑部奏上年羹尧大罪九十二款，包括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

与早期王朝或者乱世王朝里强权皇帝一不高兴就把人“烹之”“族之”的行为相比，清王朝的皇帝有一种看似更讲理、更法制化，当然也可以说是更狡猾虚伪的倾向：善于给人定罪。化用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数目字管理国家”的理论，可称为用数目字管理罪犯。

对中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读者，可能都知道这样的说法：宋朝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以不杀士大夫，这是宋朝的重要国策，且被执行得比较彻底。宋朝皇帝普遍脾气温和，让大臣拿话挤对到墙角了，也没什么办法，不但杀不得，也羞辱不得，大不了远远打发出去，还挡不住他们“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并以此名垂青史，备受后人的同情理解。

相对于宋朝皇帝的谦谦君子风度，明朝皇帝显得比较粗鲁，自己行事不靠谱，想一出是一出不说，还一言不合就打官员板子。那时候没有抗生素等消炎药物，挨打的人就算当场没有被打死，如果伤口感染治疗不及，送命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不过，皇帝粗鲁有粗鲁的“好处”，他打人是因为一事而打、兴起而打。他打了人，只能证明他自己是昏庸的、蛮横的、歇斯底里的，那自然而然，被打的人就是明智的、忠诚的、坚贞不屈的。被打的人由此而获得社会主流的同情、支持、尊敬，乃至崇拜，变得顺理成章。在这种情况下，有明一代广大士大夫前赴后继、冒着风险争相“找打”，挨打之后，得仁得义、成贤成圣，不论挨打的原因是什么，只消挨打，就自然而然便成了正义的代言人。

清王朝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按道理，民族初兴、政权肇基的阶段，也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