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汉人常用的平安吉庆、福禄寿喜一类字眼运用到名字中，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我¨的/书`城` !免!废￠越~毒+清朝所取年号，如康熙、嘉庆、咸丰、祺祥（后改同治），都含有安泰吉庆的意思。入关后历朝皇帝，每年年终都要亲自书写福字、寿字，颁赐中外大臣。表达良好祝愿的多样性，无不反映出汉文化的影响。

清代后期，远支宗室、觉罗中直接用汉字命名的越来越多，如文元、永祥、崇善、富祥、贵福、寿山、福海之类，都是一些吉利的字眼。不过，旗人和宗室中也有戏谑为名的。嘉庆年间，有取名“吴（与“无”谐音）米粮贵”的。又有某宗室，素喜收藏鼻烟盖、珊瑚、翡翠，摩挲玩赏，胜似稀世珍宝。宗室生四子，长子曰奕鼻，次子曰奕烟，三子曰奕壶，四子曰奕盖，合起来为“鼻烟壶盖”。说来可发一笑。旗人雅好调侃取乐的天性，据此可见一斑。

话说回来，叫什么姓，取什么名，本来纯属个人私事，但清朝皇帝却偏要横加干涉，并把这件事看成保持“国语骑射”传统的一个重要因素。乾隆五年，有宗室名叫“望瑞”，弘历认为他的名字不能用满文连写，下令更改。又有镶黄旗满洲人叫“何督”的，弘历认为他的名字与汉人无异，命改为“和都”或“赫督”。￠e~8￠z`w?.￠n.e~t^乾隆二十五年谕言：八旗满洲，蒙古皆有姓氏，乃历年既久，多有弃置本姓沿汉习者。姓氏者乃满洲之根本，所关甚为紧要，今若不整饬，因循日久，必各将本姓遗忘不复有知者。又谕言：满洲名氏从来都是取满语与汉语对音来书写汉字的，不准依附汉姓，有意牵混。他要求旗人名字的第一个字不准用汉人的姓，以免引起误解。他还规定旗人命名不准用三个字，以与汉俗相区别。嘉庆年间，有觉罗名“觉罗太”者，“指姓命名致蹈汉人习气”，受到颙琰严饬。[158]

在乾隆、嘉庆两朝上谕中，有关旗人和宗室觉罗“效法汉人习气”更改汉姓汉名的内容举不胜举。皇帝虽然将这种现象上纲到“数典忘祖”的高度，痛斥这些人为“无耻之尤”，或者不惮其烦地亲自干预更改姓名，实际效果却微乎其微。旗人改从汉姓汉名，不仅是仰慕汉习，更重要的是，生活在人数众多的汉人当中，又不可能摆脱与汉人的频繁接触，而旗人称呼满名不免拗口，且难记忆，旗人为交往的便利起见，取汉姓汉名是顺乎自然的选择。

在满洲人中，宗室子弟自幼学习条件最优越，汉学修养最为精深，他们不仅取汉名，而且又加表字，使名字更加复杂。`小_税′C￠M?S` ~最￠鑫/璋￠踕~更/芯/快*表字（旧称台甫），即人在本名外所取的与本名有意义关系的另一名字。人们相互间为表敬重，便以表字相称，而不直呼其名，益显彬彬有礼。从清初开始，宗室贵族为与汉文人唱酬应和，还出现了取别号的习气。与汉文士一样，他们常用别号来表示本人的志向、情趣、嗜好。清初满洲诗人鄂貌图，字麟阁，一字遇尧，开风气之先。高塞，清太宗皇太极第六子，雅好文学，号“敬一道人”。康熙间宗室岳端又名蕴端，字正文，号“红兰室主人”，又号“玉池生”、“东风居士”、“长白十八郎”。宗室博尔都，字问亭，号“东皋渔父”。饶余亲王阿巴泰第三代孙文昭，字子晋，号“芗婴居士”、“紫幢轩主人”，又自称“北柴山人”。雍正以降，宗室中取字、号者已相当普遍。嘉庆帝颙琰曾忆及年幼时的一件事，一次乾隆帝见他手拿一把折扇，上面的题画诗句落款，有“兄镜泉”三字，询之是十一阿哥（成亲王永瑆）手笔，“镜泉”即十一阿哥为自己取的别号。乾隆帝随即在乾清宫召见大学士、军机大臣和诸皇子加以训斥，认为这种诗画题咏是受汉文师傅影响的书生习气，“以别号为美称，妄与取字，而不知其鄙俗可憎”。他还说，皇子读书，只应该讲求大义，使之有益于自己身心，这些寻章摘句都是“末务&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