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耕种”。[67]乾隆中期，奉天民典旗地已查出的就有7200余顷。[68]这些都反映了旗民间土地交易达到了一个相当发达的地步。皇室与王公贵族虽就庄地管理建立了一套制度，但他们高高在上、养尊处优，无法直接过问庄地事务，土地被典卖的现象无法遏制。

盗典内务府官庄地亩的情况在乾隆初已引起统治者的关注。乾隆七年（1742），都察院、理藩院在给内务府的咨文中要求：务将康熙二十二年庄头投充地亩红档、及二十二年以后安放庄头时所造地亩数目四至红档，一并作速送院，以便持往办理；现今庄头典卖地亩，应行查撤数目、典卖典买庄头民人姓名，并何年何月典卖地若干顷亩，坐落州县村庄，段落四至，一并达院。[69]不久查出直隶各州县被庄头私行典卖的当差官地达662顷之多。[70]关外地区官庄土地被盗典的现象同样愈来愈严重。乾隆五十一年（1786），辽阳新放官庄庄头何明等呈称：

情因身等名下壮丁何广训、王明、潘智等二十四人，将各领差地私行典压〔押〕与旗民人等耕种，身等屡次催索，抗租不纳，旗民佃户，串通一党，伊等坚称此地均系典种，俱有文约，钱到方准归赎，以致身等官差无措。[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