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以载沣兄弟3人为核心的皇族亲贵掌握了全国的海陆军权、禁卫军权，集中了全部军事权力，为后来的“皇族内阁”奠定了实力基础。

载沣摄政后大抓兵权，是他当“谢罪使”时从德皇威廉·亨利讨教的一条经验：军队一定要放在皇室手里，皇族子弟要当军官。他做得更彻底，不但抓到皇室手里，而且还必须抓在自己家里。[24]但是，载沣的做法也加深了皇室亲贵与汉人军事将领和地方督抚的矛盾。表面上看军权在握，实际却陷于更加孤立、虚弱的境地。载洵、载涛两贝勒“皆乳臭少年，浮薄〔躁〕骄佚，素不解兵事”，“日以酒妓车马娱荡其心”。[25]均难胜其任。

载沣为了掩饰皇族集权，宣统元年（1909）三月，重申预备立宪，命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务必在当年成立谘议局。这种姿态，使一部分立宪派分子，对载沣产生了很大幻想。各省成立谘议局的同时，在中央筹建资政院。资政院是清廷模仿西方议会模式，却又经过精心改塑的中央议事部门，是代议制度在中国最早的试验。[26]资政院参议员规定有三种产生办法，即钦选、会推、保荐三种。钦选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便于满洲亲贵大僚对会议的控制。钦选各类议员的名额：宗室王公世爵16人，满汉世爵12人，外藩王公世爵14人，宗室觉罗6人，各部院衙门官32人，硕学通儒10人，纳税多额者10人。共计100人。[27]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的资政院议员亦以100人为定额。但由于资政院正副总裁，秘书厅秘书长等5人不是“特旨简充”，便是“请旨简放”的，所以，钦选议员在资政院中稳占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