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痛快淋漓，对于八旗子弟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旗人有识者多推崇它，同时也受到众多旗人非议。

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爆发了胶州湾事件，列强瓜分中国迫不及待，有志之士目睹时艰，决意奋起。当时各地学会纷起，要求变法，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寿富与康有为等人相联络，在京师组织“知耻学会”，并亲撰《知耻学会总章》、《学会诫言》、《学会藏书大旨》。[32]寿富认为，摆脱亡国悲剧的出路在于发愤为学，首先要以败为耻，时时铭刻在心。他在《学会藏书大旨》中以法国为例说：法自败于德，人模蜡像为败亡之状，每岁国人观之，故其人士，言及绥丹之败，无不切齿者，由悉其状也。中国之败，亦屡矣，士大夫有不举其事者，举国不耻，不亦宜哉？!因此他将以往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各战役纪事列为学会会员的必读物，并说：“吾愿与天下有耻之士一读之，然后知痛哭流涕者，非丧心病狂矣。”他还抨击一部分朝野人士，面对列强侵逼，惟知空讲“攘夷”，盲目排外，却昧于自强之道的迂腐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