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耻言主和，而不讲海防，好言攘夷，而不知外事，挥斥西学，不遗余力，及身当其局，则手足无措，往往败事。?躌~4~看`书· -追+最￠薪′璋?結.夫岂中国士大夫之好亡，而不乐自强哉？盖习于所见所闻，而囿于不见不闻也。

所以他极力主张讲究“西学自强之新术”，认为只要学他人所长，国家则可盛强。在《知耻学会后序》中，他建议通过兴报馆、求贤才、废科举、倡新学等途径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他在文章中动情地写道：“我中国神明之裔也，尧舜之遗也，不思与英、德、法、日并驾于五洲，而坐视黑人、红人为奴，思执鞭而从其后，吾不可复见五大洲豪杰之士矣。”[33]言辞痛切，催人泪下，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寿富对八旗子弟冥顽不灵的保守态度尤为痛心疾首，指斥他们说：“八旗奉直诸君子，坚持旧说，悍然不顾，宁使外夷祸深，乱民愿遂，绝不肯为君父一变其故见，名为卫道持正，直是外夷之向导，乱民之表帅。”[34]作为统治阶层中人，寿富却指斥那些道貌岸然，“名为卫道持正”的政治保守派，实为“外夷之向导”，加重了亡国危机，批评是相当尖锐的。当然，寿富在鼓吹变法的同时，亦时时流露出矢忠于满洲统治者的思想。

在当时的满洲亲贵大僚中，大学士刚毅是一个不学无术、刚愎自用、政治保守的典型。-r`u`w_e¨n^x~s!.`c_o,m·他识字不多，孤陋寡闻，在大庭广众中常说讹字，如任刑部尚书时，每称皋陶之陶作“如”字，尤其令人喷饭的是改“瘐死”为“瘦死”，反斥司员不识字；又将“聊生”念作“耶生”，诸如此类，留下不少笑柄。刚毅之类不学无术、愚顽保守的贵族官僚，无不具有敌视变法，盲目排外，猜忌汉人的特征。据说他“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对满汉畛域尤为深刻，曾书“汉人强旗人亡，旗人瘦汉人肥”十二字贴于座右。[35]他在慈禧等人怂恿下，专横跋扈，极力推行“排汉用满”政策。寿富对此极为不满，直言不讳地指出：“愈排汉，汉愈激；愈用满，满愈孤。吾族其无立足地乎？”对于寿富的这番言论，刚毅等人十分恼怒，污蔑他说：“长白晦气，生此异物也。”[36]

光绪二十四年（1898），寿富参加会试中进士，廷试二甲，选任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帝召见于养心殿。寿富奏对诚切，光绪帝为之动容。[37]不久，奉命赴日本考察政治。归国后撰《日本风土志》4卷献上。召见时，痛陈中国积弊及宜兴、宜革诸条款，引起光绪帝重视。-n^i?a′o^s/h^u_w/.￠c_o/m￠待“戊戌政变”发生，他深知时局艰危，心灰意冷，杜门不出。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兴起，京师大乱。寿富上书荣禄，建议将董福祥军队调出京畿，然后解散拳民，说“董为祸根，拳其枝叶耳”。荣禄不纳。七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寿富不忍目睹山河破碎的惨状，自题绝命词，并贻书同僚说：“国破家亡，万无生理。乞赴行在，力为表明。侍已死于此地，虽讲西学，未尝降敌。”与弟右翼宗室副管寿蕃及一妹一婢并投缳死。[38]殉国时年仅36岁。绝命词3首谓：

衮衮诸王胆气粗，轻然一掷丧鸿图，试看国破家亡后，到底书生是丈夫。

曾蒙殊宠对承明，报国无私愧此生，惟有孤魂凝不散，九原夜夜祝中兴。

薰莸相杂恨东林，党祸牵连竟陆沉，今日海枯石乃见，两年重谤不伤心。

诗中谴责满洲亲贵丧权辱国的媚外行径，表明自己报国无私的心迹。戊戌变法失败后，寿富受到种种诽谤；义和团运动中，又因为自己曾提倡“新学”，被众人指为“袒外”。对此，寿富均表示无愧无悔。他在殉难前惟一企盼的，是国家、民族将有中兴强盛之日。

寿富不愧为近代历史上满洲人民的志士仁人之一。他所以成为宗室中的开明派，与家庭影响所关甚大。父宝廷，官至礼部右侍郎，为宗室名士。为官直言极谏，奏疏传四方。曾上疏谆谆以八旗人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