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按：溧阳县原属于江宁府，雍正八年(1730)改属镇江府。*e*z.k,a!n?s`h/u-._n¨e·t\注563乾隆八年(1743)，知县吴学濂纂修《溧阳县志》梓行，九年二月卒于任上。注564人大本府志记乾隆九年吴学濂详请修城，而(嘉庆)《溧阳县志》卷1则在乾隆三年，当以县志为是。人大本府志卷5载溧阳县明代户口、清新增人丁，如“康熙十五年审增三百一十六丁。康熙二十年审增一百五十三丁”，显然来自于县志。乾隆十五年(1750)，镇江知府朱霖“以原板之磨灭不可复识，与夫溧邑之所应入者，纂序编辑，汇成一书，付之剞劂”注565。溧阳县内容按照府志类目依次编入。将人大本与朱霖(乾隆)《镇江府志》对勘，后者对溧阳县的反映要全面得多。

据上所述，人大本应当是内阁文库本的增补本，补刻时间当在乾隆八年之后、十五年之前，估计在九年左右。人大本的著录拟为：(清)高得贵修，高龙光增修，张九征、何洯等纂，清乾隆初增补康熙二十四年刻本。

四、历史价值

(康熙)《镇江府志》是镇江方志史中于原本基础上增修较频繁的一部，(乾隆)《镇江府志》实际上也是(康熙)《镇江府志》的续修，只有部分内容的增加。此后，尽管道光年间知府赵光禄有意聘请丹徒籍学者陈宗其重修，然未能付诸实施，致使镇江府志编修出现中断，如此一来，(康熙)《镇江府志》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1.见证清代中日书籍交流的历史。自明末清初至道光年间(日本江户时代)，中日间有一段兴盛的书籍贸易史。贸易的基本形式是中国商人(俗称唐商)在从事一般货物贸易的同时把汉籍带到日本长崎注566，其中就有大量地方志被持渡到日本，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约有1245部。.t?a-k/a`n*s*h?u~.?c′o.m′注567当时的赴日商船，从船籍上看，有南京船、宁波船、舟山船、福建船、广东船，其中，见诸于记载、较多运送方志的主要是南京船、宁波船。内阁文库本(康熙)《镇江府志》序首页钤印“秘阁图书之章”。按：“秘阁图书之章”是日本江户幕府御文库红叶山文库的藏书印，红叶山文库为江户时代日本进口方志的主要收藏地。雍正十二年(1734，日享保十九年)，长崎奉行漥田肥前守整理历年为红叶山文库所购方志，并报告：“以上标朱印的二京、十四省通志，合计十六部，皆于享保七年、八年两年间奉上。诸省之府州县……其中标有朱印的三百八十二部志书，于享保七年至十九年间陆续持渡来奉上……另外，《永定卫志》一部，《九溪卫志》一部，《永宁志》一部，《建武志》一部，亦属府县志之类，于同年间持渡来呈上。”注568日《商舶载来书目》记载，(康熙)《镇江府志》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日享保七年)东传日本。笔者又在日本尊经阁文库发现一本《秘库书目》，著录方志233种，标识“享保年中长崎奉行相纳”，其中就有该志书。可见，红叶山文库藏(康熙)《镇江府志》来自于赴长崎的唐船，系中日唐船书籍贸易的结果。明治维新时，红叶山文库易名为内阁文库，1971年国立公文书馆成立，内阁文库并入，(康熙)《镇江府志》等大量地方志便成为国立公文书馆的藏书特色之一。

2.清代修志公文流转的例证。\j*i?a,n`g\l?i¨y`i*b¨a\.·c`o¨m￠宋元以来我国的官修志书形成总志、通志、府州县志三个层次，府州县志属基层志书，主要为通志打基础，通志与府州县志为总志积累资料，三者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到了清代，修志制度进一步完善，如修志申请批报与下达制度、审查制度、官定体例格式的制度等都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康熙)《镇江府志》的卷首完整地收录了《江南江苏等处布政司修志宪牌》，这是篇非常有价值的修志文献：康熙十一年(1672)七月初一日，保和殿大学士卫周祚上疏，请求敕下各省编修通志，上呈翰林院，汇总编纂《大清一统志》。七月初六，皇上朱批。七月十一日，“到部(注：礼部)”。七月二十四日，礼部再奏：“查直隶各省通志，关系一代文献，除河南、陕西二省已经前抚臣夏汉复纂修进呈外，其余直隶各省通志，请敕下各该督抚详查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庙、钱粮、风俗、人物、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