圉、险要，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到部之日，送翰林院，汇为《大清一统志》，恭进睿览，可也。” 七月二十七日，“奉旨依议”，“钦遵抄部，送司”。 下发各省督抚。闰七月十五日，两江总督部院麻、江宁抚院马“为遵谕条奏事”，向江南江苏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发出修志宪牌：“钦遵转行所属府州县，详查山川、形势、户口、丁徭、地亩、钱粮、风俗、人物、疆圉、险要，汇集成帙，汇送该司，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呈送本部院暨抚院，查核订政，以凭咨送礼部，毋得迟延玩视，速速。须至牌者。”江南江苏等处承宣布政使司在接到两江总督部院麻、江宁抚院马的修志宪牌后，于闰七月二十四日再向府州县全文转发该宪牌，并重申“该府照河南、陕西通志款式纂辑成书，呈送本司，以凭转送督抚、部院，查核订政，咨达礼部，勿得迟延，玩视取咎”。这件文书，一方面很清晰地展现了总志编修与通志、府州县志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帮助我们了解了清代修志公文的流转程序。

3.呈现镇江修志历史。 仓修良先生曾指出：“编纂的连续性是方志这种著作又一个显著特点。……最能体现出这种著作编修连续性，以《镇江府志》最为典型。”注569 镇江尽管修志事业发达，但流传至今、康熙以前的志书也只有《嘉定志》、《至顺志》、《万历志》三种。(康熙)《镇江府志》在卷首设置旧序类目，全文收录《咸淳志序》、《成化志序》、《正德志序》、《万历志序》。方逢辰《咸淳志序》：“景定癸亥之冬，逢辰问戍来润。……府卿陈公均……一日命逢辰曰：郡有志，嘉定七年史贰卿昇校官重修，今余四十年，若军若府之事，革去旧者固多，更而新者亦不少，子曷为我网罗而辑续之。逢辰答，以图志盍属郡博士，赘丞非所职也。纂修宜择大手笔，浅陋非敢当也。辞再至弗获，则俾与淮海书院山长永嘉黄君国用共之。求乡士之齿宿而闻见博者，得二人焉。前鄱阳县丞艾君庆远、府学正黄君开，皆逾八帙，庞眉皓首。及亲前辈典刑［型］，其谈乡井事具有本末，则又从而延致之。……始甲子春，至夏四月亦既草创，而公自润易苏，则以是属兼府饷使赵卿汝模，稿脱矣。是秋逢辰获试，而山长黄君以校文岀。赵公且归，束高阁者一年。都丞陈公梦斗来，适时多事，有所未暇。今王人赵公与可兼郡组，而府卿兼庾节，亦乐闻之，于是命工锓梓，始遂初志。”丁元吉《成化志序》：“国朝永乐中，先伯考兰室先生续修之者，于兹百年，卷帙亦散逸矣。虽元吉少从乡里耆年所闻国初时事，今后生辈亦渐不获知，深惧一郡可传之事泯灭，于编残简脱风声消歇之余，慨然欲续先人之遗书而未及也。去年冬，适归自京师，郡守博兴熊公良佐政平讼理之暇，文献是征，惟新旧作，偕贰守荆郡伍侯廷玉、判府云中孙侯大用、永嘉陈侯宁之、南安刘侯朝宗，而属元吉以草创，其参校则委诸节推孙侯文冕。元吉虽有志，姑欲述先业以俟君子，岂敢当此寄哉！辞不获，乃假馆寿丘僧舍，取旧本证以史志、图经、传纪、文集诸书，旁摭断碑残碣，询于父老。为复位其凡例，提其纲要。繁者芟之，阙者补之，讹者正之。增其新事，参以异闻。仍严其去取，门分类别，又为附录于后。总若干卷，录以归于公。公重加精校，以成是书。”林魁《正德志序》：“正德七年壬申八月，予以户曹属被命知镇江府。维时，其府推官史君宗道，考绩寓京师，归《府志》一册。阅之所载，视旧录甫什一。盖先是史君尝重纂此书，至是以所脱稿就正于郡先达冢宰邃庵杨公、宗伯介庵靳公。二册首刻也。无何，史君擢给事中南京。予至郡忽半载，邃庵公以书督予，曰：郡志盛举也，无因循废阁，以委劳于后之人。且恐愈远愈失，文献将无所于征矣。乃就史君请故草全帙，命工足之。自疆域至函管，凡九卷，为旧刻。自学校至杂纪，凡二十三卷，为今刻。其文惟人物卷，予尝与今推官黎君乾德间有补拟，余则皆因其旧也。”据此，镇江历史上还有：宋陈均、赵汝模、赵与可修，方逢辰、黄国用纂(咸淳)《镇江志》；明丁礼纂(永乐)《镇江府志》；熊佑修，丁元吉等纂(成化)《镇江府志》；史宗道纂修，林魁、黎乾德等增修(正德)《镇江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