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通行的看法是：“印刷术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种。/k·s′j?x-s!w·.^c!o/m?雕版印刷术发明和应用，学术界大致推定在我国隋末至唐初，其方法为在木板上反刻阳文文字，涂墨后放上纸张刷印。”(60)这一推论的证据发现首先起始于1966年10月在韩国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内发现的汉字印刷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该经卷轴较长，共12纸，总长6．43米，近20尺，刻以唐人写经楷体，有不少中国民间习用的俗体字或异体字，特别是有4个武则天称帝时期（689—704）颁行并通用的制字，共出现8次。经卷本身没有刊行年代和地点的记录。经李致忠、潘吉星等学者考订，此经卷为长安元年至四年（701—704）洛阳刊本，因为705年2月唐中宗即位后诏令废除武周制字。卷上文字雕刻精美，刀法熟练，颇似欧体字。其墨色浓厚匀称，清晰显明，可以认为是件接近成熟期的雕版印刷品。

至于其他比此件略早的雕版印刷品，后也曾在中国西安、成都和新疆有所发现（参见《唐代印刷事例简表》）。¨捖\本′鰰,戦/ \追*罪_芯_蟑^洁?例如：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发现了《妙法莲花经》卷五《如来佛寿品第十六》的印本残卷及《分别功德品第十七》全卷，上有武周制字，专家考证当为武周后期的雕版印刷品。而在敦煌等地发现的千佛像其年代可能更早。至于张秀民有关印刷产生的“贞观说”，以及潘吉星、柳诒徵、肖东发等人印刷产生更早的“隋代说”，因均不符合我们的判断标准，姑且不论。(61)

此外，书籍刊刻现今知道较早并有实物留存的还有晚唐刊刻的《金刚经》。1907年，供职于印度政府的匈牙利人斯坦因掠走敦煌千佛洞一部鸠摩罗什译《金刚经》雕印本，卷首扉画一帧，卷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此经现存英国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院。(62)而敦煌还发现有《乾符四年历书》，刻印时间自然是在乾符四年之前（877）；四川成都晚唐墓出土有成都府樊赏家印的《中和二年具注历》，其刻印时间是中和二年（882）。关于唐朝历书刊刻，又有以下诸条文字资料与之相对应，实物与史料互相印证较为可信。.小?税,宅. ·冕*废·悦?黩,兹列举如下：

（1）宋王谠《唐语林》（卷7）记载，中和元年（881），“僖宗入蜀，太史历本不及江东，而市有印货者，每差互朔晦，货者各徵节候。因争执，里人拘而送公。执政曰：‘尔非争月之大小尽乎？同行经纪，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而不知阴阳之历，吉凶是择，所误于众多矣”。

（2）《柳玭家训序》云：“中和三年癸卯（883）夏，銮舆（指僖宗）在蜀之三年也。余为中书舍人，旬休，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其书多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浸染不可尽晓。”(63)

《柳玭家训序》一卷，见于北宋《崇文总目》。这段文字首先被叶梦得发现，叶氏《石林燕语》（卷8）云：“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玭训序》言其在蜀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

由此，无名氏《爱日斋丛抄》（卷1）评述道：“按柳氏《家训序》……叶氏《燕语》，正以此证刻书不始于冯道。而沈存中又谓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自后典籍皆为板本。大概唐末渐有印书，特未能盛行，遂始于蜀也。”

（3）宋王应麟《玉海》（卷43）引《宋国史志》说：“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书、小学。”

（4）日本僧人宗叡的《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载有唐代印本书籍的文献。(64)文载：“《都利聿斯经》一部五卷、《七曜禳灾法》一卷、《七曜廿八宿历》一卷、《七曜历日》一卷、《六壬名例立成歌》一部二卷、《明镜连珠》一部十卷、《秘录药方》一部六卷（两策子）、《削繁加要书仪》一卷（元和年中者）、西川印子《唐韵》一部五卷，同印子《玉篇》一部三十卷，右录书等，惟非法门，世者所要也。大唐咸通六年从六月迄于十月，于长安城右街西明寺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