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解蔽篇》亦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这里的“书”是“文字”的意思。说明当时喜好文字的人很多，惟独仓颉能够将文字整理流传下来，因为他“专一”。(4)

至于“六书”的由来，朱自清说：“造字和用字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六书’这个总名见于《周礼》，但六书的各个的名字到汉人的书里才见。”(5)按照这样的说法，“六书”之“书”，通常是指古代汉字的造字方法和用字方法，与载体没有关联，也不是我们现在意义的“书”。直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书”是“著也。从聿，者声”。所谓“著”，竹也，指“书”是用竹制的，是竹简排列而成。可见到了汉代，人们才将“书”与其载体联系起来。此后，“书”字才有了与其载体相关联的概念。按照这样的概念，此后作为书写有文字的纸张又随理成章地称为“书”，只不过这时的“书”已经将其载体扩大到了纸张。而此前的竹简木牍，人们仍称为书，“书”这一概念被逐渐泛化了。按我们现在的理解言说，若将青铜和甲骨刻有文字的翻印到纸张上，这些复制亦可称为“甲骨文书”、“青铜文书”，但前提是这样的“书”是可以翻阅的。由此，我也很能理解奚椿年的界定，因其所著之书名称为《中国书的源流》，自然要将有字的青铜和甲骨都称为书，方才配得上这个“源流”的著作名称。然而，一旦还原历史，我们发现古人对于这一名词的使用还是很审慎的。这种情形在先秦两汉时期尤其如此。

从以下这张表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解释“书”为“著”或“箸”，也很难说它是明确指一种有文字的载体，而更近于说明“书写文字于载体”这样的行为举止。又譬如“著此竹帛谓之书”、“著于书帛谓之书”、“书，箸也，箸于简牍者也，亦谓之篇”、“著于竹帛者为书”等这样的解释，其行为描述成分大于定义的成分。只有《周礼》中的解释才更接近于给“书”字下的定义，如：“书，谓簿书”；“书，即简策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