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为主，典训是师，无尚空言，当遵体要。仍闻别集众弊，镂板已多，傥许攻乎异端，则亦误于后学。式资诲诱，宜有甄明。今后属文之士，有辞涉浮华，玷于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复素风。其古今文集，可以垂范，欲雕印者，委本路转运使选部内文士看详，可者即印本以闻。（《宋大诏令集》卷191）

以上可以说是雕印的文网限制，说明书籍出版在北宋官方并非那么自由。

与官方情形相反，北宋民间的刊刻却是屡禁不止。尽管徐铉、王珪等人的私集出版需要获得官方的批准，然而民间对于自己喜爱的书籍印刷选择却不愿受到这样的限制。这可从两个事例看出：一是苏轼诗文集的印刷流布。北宋中期，苏轼的《眉山集》就由民间印刷并传至敌国。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云：“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曰：‘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又，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载：“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上述记载可证，北宋时期苏轼集子有北宋刻本传入辽国的，也有辽国自己坊间刊刻的。由此，无怪乎曾出使辽国的苏辙也回报皇帝说：“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栾城集》卷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