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乌台诗案中，当年舒亶等人控告苏轼讥讽朝廷的罪证就是数册来自民间的印本。_看′书?君* ,埂¨辛¨罪¨全,《乌台诗案·御史台检会送到册子》云：“检会送到册子，题名是《元丰续添苏子瞻钱塘集》全册，内除目录更不抄写外，其三卷并录附中书门下。”又监察御史何正臣札子云：“轼所为讥讽文字传于世者甚众，今独取镂版而鬻于世者进呈。”可见，当时民间所刻有《续添苏子瞻钱塘集》等书。当时舒亶等人除了进呈《续添钱塘集》印本外，还选了当时苏轼诗文“印行四册，谨具进呈”（《乌台诗案·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

徽宗时期，苏轼等309人被列入“元祐党籍碑”，崇宁二年（1103）四月，徽宗曾下诏：“苏洵、苏轼、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马涓《文集》、范祖禹《唐鉴》、范镇《东斋纪事》、刘做《诗话》、僧文莹《湘山野录》等印板，悉行焚毁。”(100)甚至包括司马光奉诏修撰的《资治通鉴》也险些被禁。,x-i¨a`o¨s,h~u?o/c-m_s,.-o+r!g!

《清波杂志》（卷9）载：“了斋陈莹中为太学博士。薛昂、林自之徒为正、录，皆蔡卞之党也，竞尊王荆公而挤排元祐，禁戒士人不得习元祐学术。卞方议毁《资治通鉴》板，陈闻之，因策士题特引序文，以明神宗有训。于是林自骇异，而谓陈曰：‘此岂神宗亲制耶？’陈曰：‘谁言其非也？’自又曰：‘亦神宗少年之文耳。’陈曰：‘圣人之学，得于天性，有始有卒。岂有少长之异乎？’自辞屈愧叹，遽以告卞。卞乃密令学中敞高阁，不复敢议毁矣。毁《通鉴》非细事也，诸公未有纪之者，止著于《了斋遗事》中。国子监旧有安定胡翼之祠，诏圣初自为博士，闻于朝，撤去。”

宣和五年（1123），官方又下令士人不许传习元祐学术，不许传播苏、黄诗文，各地皆毁苏、黄集板。(101)此等禁令直到靖康元年二月壬寅，元祐党籍学术之禁才得以解除。（《宋史》卷23）然而，即便是在元祐党祸最残酷的时候，民间仍有苏轼等人的集子刊行。~咸·鱼^墈*书?蛧~ ·嶵_欣^漳^踕,埂`新?快,杨万里《诚斋集》（卷84）载有某贵戚以黄金一斤交换苏轼文章十篇，以家刻的形式印行。其载曰：“独一贵戚刻板印焉，率黄金斤，易坡文十，盖书禁愈急，其文愈贵也”。(102)王明清《挥麈录》（卷3）载：

崇宁初，诏郡国刊元祐党籍姓名。太守呼（李）仲宁使劖之，仲宁曰：“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刊苏内翰、黄学士（庭坚）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守义之，曰：“贤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馈以酒而从其请。

这些都说明，民间对苏轼集子的推崇和喜欢，苏黄等人的集子在民间有较大的市场需求，使书商坊刻都甘愿违反政府禁令，冒险刻印售卖以求谋利。由于坊刻苏集未经作者本人编阅，舛误甚多，以故苏轼当年也曾愤然称“欲毁其板”（《与陈师道书》）。

第二个事例的主角是张舜民。党禁期间，张舜民的著作也在禁限之列。周紫芝《书浮生休生画墁集后》载曰：“政和七八年（1117—1118）间，余在京师，是时闻鬻书者忽印张芸叟集，售者至于填塞巷衢。事喧，复禁如初。盖其遗风余韵在人耳目，不可掩盖如此也。……今临川雕浮休全集有此词，乃元丰间芸叟谪郴州时，舟过岳阳楼望君山所作也。”(103)由此可知，政和末元祐党禁期间，开封书坊仍冒险刻印张舜民集本，可惜后来事情暴露，又被严格禁止。于是，周紫芝感慨道：“盖其遗风余韵在人耳目，不可掩盖如此也。”我理解其意思是，民间的书籍刊刻非官方的几条禁令所能控制的。由此看来，北宋官方和民间的书籍刊刻有其具体的历史特点，而北宋朝书籍刊刻历史的、具体的情态正是我们要努力探究之所在。

从上述所列出的北宋刊刻的书籍表来看，总的来说，北宋时期的书籍编纂出版尽管有一些限制，然而仍是相当兴盛的。于是，西方某汉学家考查了宋代的书籍出版状况之后，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