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里不免有疑问：“当初，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是如何记录下老师生前所言的呢？”或许孔子的形象及其当年所言，在流传过程中掺入了弟子们主观的加工和塑造，而失去了某些原质。(19)于是，我们不能不怀疑口语传播时代的《论语》最后形成书写文本后，其原初本质究竟还剩多少？数千年以后，热衷于孔子研究的人坦言其研究“所依据的主要材料之一，就是《论语》的原典”。其原因是他们相信只要“尽可能严格地把自己限定在《论语》较早形成的、根据目前的研究更为真实可靠的那些篇章之中，那主要是头十五篇（《论语》全文共二十篇）”，就能“用孔子自己的话语来揭示或阐明他的思想”。进而可以“努力发现原典所说明的、所暗示的”，或又可以“看清它没有说明的，或不必暗示的”。(20)然而，我认为只要细致考察《论语》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国早期口语传播的事实，所谓的“孔子话语”，其纯度本来就难以保证和落实。

如上所述，我们知道，古时知识多靠父子、师徒流传，而学生、老师的关系极其密切。故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之说。原因在于老师给予学生的如同畴人父子一般，给予的是知识的全部。私塾式的教育令学生将学识与自己具体的师傅联系起来，学生从不怀疑老师授业的正误，学生的任务是如何将课堂上老师所说的加以理解、贯通。无怪唐代张籍由此也说：“古之学君臣父子之道必资于师，师之贤者，其徒数千人，或数百人；是以没则纪其师之说以为书。”(21)在那个时代，口头传授使私塾先生成了某种知识理解正确与否，当然也是唯一的标准。如果某位私塾的老师某天真的讲错了什么，学生不会认为老师真的错了，而只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其疑惑的只是：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如此，学问的师承关系无疑就变得非常重要。很难想象，在那个口耳相传的年代，学生没有师傅而拥有正确的知识！“师出何门”是那个时代学生面对陌生人的第一问询。这样的情形直到书籍大量出现才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