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上天感应论”持矛盾的批判态度。~嗖~艘*小?税,枉? ·首\发+

太平兴国二年十月，太宗特下《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诏书曰：“两京及诸道州府阴阳卜筮人等，向令诸州传送至阙，询其所习，皆不通其业，无所取其所由。盖持祸福之言，于闾里间诳耀愚民，以资取给耳。自今后除二宅及《易》筮外，其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他阴阳书，民间并不得私习。先有蓄者，限诏到一月悉以送官，限外不送及违诏私习者，悉斩。有能告者，赏钱十万。州县吏匿不以闻者，亦重置其罪。”(103)

《长编》（卷262）也记载，熙宁八年夏四月有大臣李逢、世居因“挟图谶祅妄书以相惑”而被收监。当时权御史中丞邓绾言：“伏详编敕，谶书之禁，虽坐流三千里，然非因事罥罣，无由发觉。所以法令徒设，人不知畏，士庶之家亦或收藏传说，不以为怪。乞下诸路，晓告收传图谶文书者立烧毁，或首纳入官，官为焚弃，过两月许人告，重赏之，犯人处死。”诏编敕所立法以闻。\s.h′u?q·u?n′d_n￠s..^c,o·m-其后立法：私有图谶及私传习者，听人告，赏钱百千。从之。

宋室朝廷对于此类天人阴阳感应之说，也颇为矛盾和困惑。一方面，他们公开反对官方、民间私习、迷信此类书籍。《宋史·王拱辰传》（卷318）记载，帝于迩英阁置《太玄经》、蓍草，顾曰：“朕每阅此。卿亦知其说乎？”拱辰具以对，且曰：“愿陛下垂意《六经》，旁采史策，此不足学也。”另一方面，皇帝自己往往也沉迷其中。如宋真宗、宋徽宗迷信道教已是公开的事实了。又有《长编》中谈到王安石“下野”的直接原因，竟然不是因为神宗皇帝的不信任，而是因为反对派联络了后宫皇后，以天旱灾异现象，来暗示王安石变法触怒了上天，导致天下遭此大旱，以“天意”相压服。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宗才不得不停止了变法。熙宁七年四月丙戌，王安石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的职称被派往南京做地方官，由吕惠卿代其官职（《宋大诏令集》卷69），变法从此走入了党争的歧途。+我!地?书+城. !埂*芯?蕞,哙′其情形或许正如韦伯所言：“从长远的角度，士大夫总是一再获胜。每遇旱、涝、军事失利或危险事件，他们都立刻把大权抓到手里，因为这些灾异事件都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结果，而以御使和翰林院为代表的儒士则是传统和经典生活方式的卫道士。”(104)《长编》的作者李焘这样描述当年那段变法的史实，是否也有春秋褒贬之意呢？

历史过去了几千年，如今我们再转头回顾，不禁感叹，北宋社会良好的历史传统和众多刊刻成册的历史典籍，也没能挽救北宋王朝的覆灭，更没有挽救后来南宋的亡国命运。南宋人是目睹北宋灭亡之“镜子”的，结果又怎么样呢？无非是“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镜子”的意识在留给我们丰厚历史典籍遗存的同时，也把辛酸和屈辱留给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不能仅仅记忆汉唐的辉煌，而将屈辱的历史总是忘记。历史如果仅仅是典籍的千年流传，后人从中没有得到前进的动力和经验，那么这样的典籍刊刻和流传对于时常容易满足和骄傲的国人来说，又有何种益处呢？

关于中国的历史典籍，这里引用季羡林所没有道出的黑格尔原话，可以明了我们和宋人时空跨越千年而共同怀有的隐忧。黑格尔说：“而尤其使人惊叹的，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因为在中国，历史家的位置是被列入最高级的公卿之中的。大臣二名常常追随在天子的左右，他们的职务便是记录天子的一言一动，历史家便研究了这些记录而加以运用。这种历史的详细节目，我们用不着深入考究，因为这种历史本身既然没表现出有任何进展，只会阻碍我们历史的进步。”(105)

谈到北宋史籍对于宋代文学（尤其是古文）的影响，我们要明白的是书籍类别只是为收集整理的需要。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先秦以前，书籍类别的区分本就不十分鲜明。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不仅是“六经皆史”，而且作为其他文学作品，“从一问世起就是历史的，从内容与形式的本质去看是历史的&h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