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因为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之下，民间私坊印书的生产经营变得更为灵活。?山′叶￠屋· *免.肺/跃_毒/与官方刻书的情况不同，民间私坊印书只有见缝插针、避实就虚地选择受官方冷落的集部书籍刊刻，这样他们才可能有更多的利益可言。随之而来的情况是，因为商业利益的介入，以典籍为中心的时代氛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而民间刻书又与市场销售、选择联系紧密，只要是市场欢迎的书籍，不管是古人的文集作品，或是当代的作品，它们都会趋利而去刻印发行。关于民间商人，姜锡东认为他们“是完全以私人所有的资本进行经营的商人。其资本来源既可以是自己的积累，也可以是向官府或别人借贷，但经商资本所有权属于自己。这类商人数量最多，与宋政府的矛盾也最大”(113)。在宋代，无论是合法商人或是非法商人，与政府都有矛盾和冲突。而且“无论政府采取怎样的政策，商人与政府之间都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究其原因，政府固有的性质和职责是根本原因；政策不当和官吏的腐败等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矛盾。同时，商人对利润的无限追求，又必然造成与政府的矛盾冲突”。(114)

从司马光死后，汴京私坊加紧刻印其画像的事例(115)，直到北宋末年元祐党祸期间，民间私坊冒险刻印苏轼、黄庭坚、张舜民、唐庚等人诗文集子，我们都可看到商业市场在政府政策压力下，对于集部书籍印刷的有力推动。_0.0-小¨税!王. ¨免·废^粤?读′在商业市场推动下的集部书籍印刷，使民间坊刻可以借助北宋著名大臣文人在文坛的名气获得了书籍印卖的好处。反过来，商业的介入也使当时著名文臣的名气进一步得到提升。

李觏在北宋朝没有做过高官，名气也远不如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然而其文集却屡被刊刻，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关注。

据史载，李觏（1009—1059），字泰伯，建昌军南城（今江西南城）人。累官至权同管勾太学。以文章知名，世称旴江先生，又称直讲先生。庆历三年，他将其著作编成《退居类稿》，其自序言：

李觏泰伯以举茂材罢归。其明年，庆历癸未（三年）秋，因料所著文。自冠迄兹十五年，得草稿二百三十三首。将恐亡散，姑以类辩为十二卷，写之。间或应用而为，未能尽无媿，闵其力之劳，辄不弃去。至于妖淫刻饰尤无用者，虽传在人口，皆所弗取。

从这篇序文中，我们知道李觏的诗歌文章在当时已是广播人口，尤其是一些“妖淫刻饰尤无用”的诗文。-d_q~s?x.s`.`c`o!m!这些“妖淫刻饰尤无用”的诗文作品具体是如何面貌，已是无由得见了。然而，再看李觏的一些旁证资料，我们可以通过了解其现存诗文特点，以揣摸其所删之“无用者”为何。庆历编集时，李觏曾请祖无择写序。祖氏序文曰：

旴江李泰伯其为孟轲氏六君子之深心焉。年少志大，常恨疾斯文衰敝，曰：“坠地已甚，谁其拯之？”于是夙夜讨论文、武、周公、孔子之遗文旧制，兼明乎当世之务，悉著于篇。且又叹曰：“生处僻遐，不自进孰进哉？”因徒步二千里入京师，以文求通于天子。乃举茂材异等，得召第一。既而试于有司，有司黜之。……泰伯退居之明年，类其文稿，第为十有二卷，以寄南康祖无择，且属为序。无择既受之，读之期月不休。善乎！文、武、周公、孔子之遗文旧制，与夫当世之务，言之备矣。务学君子，可不景行于斯！

这样看起来，祖无择与李觏均认为庆历中所编的《退居类稿》保留的都是有关当世急务，且又符合周公、孔子、孟子等圣人典范要求的作品。那么，其所删除的自然是不符合圣人典范要求且又非当世之急务的作品了。反过来说，那些广播人口，“妖淫刻饰尤无用”的作品，其实乃是民间喜好的作品，其被刻印售卖传播乃是市场的选择，这与官方出于道学的选择有明显不同。

皇祐四年（1052），李觏又将其积累的稿件编成《皇祐续稿》八卷，其所为序曰：

觏庆历癸未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首，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心常恶之，而未能正。于今又六年，所得复百余首，暇日取之，合二百三十八首，以续所谓《类稿》者。噫，行年四十四年疾疹日发作，其于文字间尚克有进也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