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值得关注的是，在这封信里有“韦杨子”、“递中”两个词。′我~地,书\城* /追?醉^歆,漳+結¨在《淳熙秘阁法帖》中又有白居易《与运使郎中状》一文，其中有“运使郎中”一人。按照顾学颉的考证，认为“杨子”指杨子院，是当时漕运盐铁设置在杨子（今扬州）的分支机构。韦，是杨子院的主管官员，称为韦杨子。顾学颉认为这个“韦杨子”极有可能就是韦应物。“递中”指杨子院递送到河南府的公文中，附有刘禹锡给白居易的信件（当系刘从苏州委托韦杨子转送的），此为公文中附带寄私人信件。(122)此前，刘禹锡曾经委托韦应物在公文中附带一封致白居易的信，由是，白居易在前两次复信中曾经就此回复刘禹锡，顺便附了《与运使郎中状》一文，其中略表问候。此状的写作时间在前面第三封信之前。

从以上事实分析，我们知道在白居易、刘禹锡、韦应物之间，曾经频繁地利用官家公文邮递来传达私人的信件和诗文。·3!0-1^b+o′o+k`..c!o-m*

（二）售卖、布施等文本传播方式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抄写的书籍、文本就有售卖、布施、赠送等传播方式。东汉王充年轻时到洛阳，就曾经到街头书肆购买书籍。这说明早在印本书籍之前，抄写的书籍同样有商品买卖交易。寺院为了达到弘扬佛法之目的，也专门雇有写经手抄写经文，或售卖或布施赠送给信众。如前述敦煌有一卷《妙法莲华经》写卷，抄写的工价就有注明。(123)又如，《法苑珠林》（卷71）载：“唐龙朔三年（663），刘公信妻陈氏母先亡，有一经生将一部新写《法华》，未装潢，向赵师子处质二百钱。此经向直一千钱，陈夫将四百钱赎得，装潢周讫，在家为母供养。”同样，《法苑珠林》（卷113）引《梁高僧传》也载：“宋京师瓦官寺有释慧果，得钱三千文，为造《法华》一部。”另，《魏书·刘芳传》又载：“北徙为平齐民。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入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赖以颇振。”(124)

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中说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小注云：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s,w¨k~x¨s_w/.,c~o^m¨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125)有人说这是在描述中唐印本售卖的情况，而我却认为这是白居易诗抄本作品售卖的情况。其主要证据之一是，白居易晚年将自己的集子抄写五份，分别放在寺院，或由子孙等收藏。白居易在《白氏长庆集后序》云：

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暹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又有《元白唱和因继集》共十七卷、《刘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其文尽在大集内录出，别行于时。若集内无而假名流传者，皆谬为耳。会昌五年夏五月一日，乐天重记。(126)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序文中白居易提到当时日本、暹罗等国家，以及长安、洛阳人家传写其集本的情况，然而并未叙及刻印之事。而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又云：“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至大和三年春已前，纸墨所存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因命小侄龟儿编录，勒成两卷，仍写二本：一本付龟儿，一授梦得小儿仑郎，各令收藏，附两家集。”(127)此外，据敦煌印本现今留存情况，以当时的技术，印行单篇文章较有可能，然要印刷整部文集，则不太现实。而元稹在序中小注也明确说是“扬　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所谓“作书模勒”，自然是指“手抄模仿”。由此可见，当时未曾有印刷《白集》的迹象，而其流传方式主要靠的是缮写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