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到后来也成了触发北宋古文变革的思想利器和理论利器。那么，北宋究竟接受了前人怎样的“古文”观念和理论利器呢？由此，什么是“古文”，北宋文人心目中的“古文”究竟是什么模样，就自然成了我们接下来需要探讨的问题。

当然，关于什么是“古文”，什么是“时文”？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有各自差异性的认同。清代康熙三十七年，钱陆灿在《汇刻列朝诗集小传序》一文中说：

夫文既号而读之曰古，则必也其理、其意本于经，其格、其局法本于史，即锻字琢句本于古作者，如马、班、范、韩、柳，不同于今之谓古，先儒已言之矣。韩昌黎，古文也；欧文，今文也；反不如唐人四六，犹有古意、古字句。今自专主欧、曾之说兴，近来学者不读书好学，竟以时文家八股语助为古文，而侈然号而读之曰古文，是又不如成、弘、正、嘉先辈程墨，犹有古意、古字句也。(28)

这里，钱陆灿所说的是其族祖钱谦益的古文标准。钱陆灿评价钱谦益“论诗则推茶陵（李东阳），论文则推震川（归有光）”，钱谦益所自为文则是以司马迁、班固为榜样，“拟蔚宗而极于三国、南北史、六朝、唐、宋之作，不名一家，不拘一体”(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