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宋稗类抄》（卷5）又记载道：“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第+一\墈-书?蛧_ \更\鑫?醉*全?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如坡公岭外诗，叙虎饮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说尽云：‘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只著‘渴’字，便见饮水意，且属对亲切（一作‘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欧阳文忠公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改为‘逸马杀犬于道’）。”

宋欧阳修《归田录》（卷上）曾说：“杨文公尝戒其门人，为文宜避俗语。”

欧阳修《六一诗话》载：“杨大年与钱刘数公唱和，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而先生老辈患其多用故事，至于语僻难晓，殊不知自是学者之弊。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鸟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迭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盖其雄文博学，笔力有余，故无施而不可，非如前世号诗人者，区区于风云草木之类，为许洞所困者也。′三¨叶′屋? -追_蕞+欣′章?截_”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到欧阳修对杨亿、尹洙的文才均赞赏有嘉，虽然杨忆等人创作西昆体诗文多用典故，但是只要使用恰当，并不妨碍其成为佳句。而欧阳修眼中的好文章与杨亿、尹洙在某些方面又都有类似处，欧阳修认同杨亿所云的“为文宜避俗语”。同时，欧阳修又认为“偶丽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铭》）。在与尹洙比较文章长短之时，两人对于古文的简洁要求均达到了苛刻的程度，而且两人追求优秀散文的标准又都是“语简事备”、“典重有法”。尹洙批评欧、谢两人以前所作文，主要还是说他们的文章“格弱字冗”。尹洙“简而有法”的文章创作原则对后来欧阳修的散文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朱子语类》（卷139）载：“顷有人买得他（欧阳修）《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朱熹所记欧公当年文字简省若此。由此可见，欧阳修古文的成功，正是根据时代的需要，通过合理学习取舍的必然结果。+芯·丸*夲`鉮′戦* /芜.错·内~容+欧阳修是在当时古文派和西昆派人士的共同影响下，合理接受了唐代韩柳古文观念，才最终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古文理念。

有关欧阳修、石介对于韩愈不同的取法，钱钟书说：“欧阳永叔尊之为文宗，石徂徕列之于道统。”(44)此话充分地表明了欧阳修在尊韩学韩上，更看重的是韩愈的文采，而石介却忽略了韩愈的文采，更重视韩文的“道统”用途。因此，欧阳修虽然“反对批评过昆体的华靡，但并没有全盘否定西昆派”(45)。相反，对于以石介为首的所谓“泰山派”古文人士，欧阳修也有批评。如他曾经批评石介“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好异以取高”，“不足以为来者法”。（《与石推官第一书》）

另外，欧阳修对石介的批评具体还表现在他对“太学体”的否定上。《宋史》说欧阳修“知嘉祐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毕事，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梦溪笔谈》（卷9）更详载欧公抹倒秀才一事。文曰：

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怪崄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时体为之一变，欧阳之功也。有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