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此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剌，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也。复数年，公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庭，公曰：“除恶务本，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一士人论曰：“主上收精藏明于冕旒之下。”公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萧稷也。是时试《尧舜性仁赋》，有曰“故得静而延年，独高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罪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及唱名，乃刘辉。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公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谓“积”近于学，改为“蕴”，人莫不以公为知言。(46)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时石介任国子监直讲，名声很大。而所谓“太学体”其实与石介关系密切。普遍的说法是，石介为了适应儒学复兴的需要所提出的古文主张，成了当时太学生改革文风的理论依据。由于石介本人对于继承韩柳古文的问题并没有很好的认识，由此也使太学生在抛弃浮华骈体的同时，却走上了险怪奇涩的道路。

欧阳修对“太学体”的完全否定，说明当时以石介为代表的模仿韩文“奇崛怪异”一派的古文，并没有得到北宋中期革新派文人的接受和认可。苏轼也说：“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谢欧阳内翰书》）在欧阳修、苏轼等人看来，像“太学体”这类古文不仅不能给人以审美的愉悦，而且应该排除在需要确立的圣朝古文之外。欧阳修等人所接受的古文观念除了从韩愈、柳宗元处继承而来，还糅合了当时文章所呈现的合理要素。对于当代流行的骈体，欧阳修不同于此前古文派的一味排斥，反而是积极予以改造。欧阳修曾说：“偶丽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论尹师鲁墓志铭》）又说：“其为言也，质而不文，则不足以行远而昭圣谋；丽而不典，则不足以示后而为世法。”(47)而北宋的骈体散文“至欧苏，始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而王荆公尤深厚尔雅，俪语之工，昔所未有”(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