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宗贞元年间，谏议大夫薛之舆奏：“谏官所上封章，事皆机密，每进一封，须门下、中书两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请别铸谏院印，须免漏泄。?白`马.书.院^ `已\发!布`嶵_欣`蟑-劫!”[56]与疏奏“不须令宰相先知”相比，薛之舆的建议取向大体一致，但更为具体，目的是使谏官封章的私密性得到制度的保障。这一建议在当时似乎并未被采纳，至文宗始设“谏院之印”。《册府元龟》卷一○三《帝王部·招谏二》：大和九年（835）十二月，“敕创造谏院印一面，以‘谏院之印’为文。谏院旧无印，苟有章疏，各于本司请印。谏官有疏，人多知之。至是特敕置印。兼诏谏官，凡所论事有关机密，任别以状引之，不须以官衔结署”。

除了给予谏官疏奏特权外，在某些时候，“封事”的特权也会扩大至中央百官。代宗广德二年（764）制：“百官有论时政得失，并任指陈事实，具状进封，必宜切直无讳。……朕将亲览，必加择用。¨x^i￠a!o~s^h\u/o_c-h+i·..c\o\m^”[57]德宗贞元九年（793），命“诸司官有陈便宜者，各尽所见，条疏封进”[58]。元和十五年（820）正月，穆宗即位，命“内外文武官及诸色人等，任上封事，极言时政得失，才有可观，别当甄奖”[59]。但这些扩展是临时的、非制度性的。

前文述及，安史之乱以前对官员疏奏的制度性规定及调整，是强调不能事无巨细都直接上奏皇帝，官员疏奏需所在机构长官签押负责，注重皇帝与宰相及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皇帝仅处理军国大事等重要政务信息。与之相比，安史之乱后，在广开言路，特别是给予部分官员以疏奏特权方式情形下，皇帝不是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顶端，而是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核心。代宗时谏官独孤及上疏曾言，说代宗对“所上封皆寝不报”，即对上封事采取了搁置的处理方式。由此看来，对百官“封事”，是肯定并下发讨论、直接否决，还是搁置不议，皇帝有全权[60]。/齐′盛?暁\税·罔￠ _已^发·布~嶵.歆′彰.结,在给予部分中央官员疏奏特权的同时，为了不使皇帝无法应付过多信息，对地方信息的上报，依然强调分层。代宗永泰二年（766）四月制：“诸司诸使及天下州府，有事准令式各申省者，先申省司取裁，并所奏请。敕到省，有不便于事者，省司详定闻奏，然后施行。”[61]唐德宗大历十四年五月即位，六月大赦天下，“天下诸使及州府，有须改革处置事，一切先申尚书省，委仆射已下众官商量闻奏，外使及州府不得辄自奏请”[62]。“不得辄自奏请”，就是限制地方向皇帝直接奏报。与之相关，唐后期的地方官员中，只有节度使、观察使有权直接上奏皇帝，数量众多的州刺史，除了刚刚上任后礼仪性的谢上表、谢官表外，其他涉及日常政务的公文，全部呈交尚书省各部[63]。

对皇帝而言，给予部分中央官制度性“封事”特权，或给予全体中央官临时性“封事”机会，意义何在呢？一方面当然如唐前期一样，具有表现皇帝虚心纳谏的形式意义。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封事”，皇帝希望藉此可以更迅速地了解情况，并掌握信息的筛选、分配。由于对封事处理，皇帝有全权，故掌控封事信息分配的这个目的无疑可以基本达到。但同时，希望通过谏官封事的方式及时了解下情的目的却不一定能够达到。这缘于两种情况，一是“朝官谏言，都不陈奏，时之利病，何以知之”[64]；二是“谏官纷纭言事，细碎无不闻达，天子益厌苦之”[65]。也就是有时信息过少，皇帝无从了解；有时信息过多，皇帝又难以应付。因此，疏奏制度发生变化的同时，面奏制度也开始了调整。

与安史之乱前要求采取相对公开的对仗奏形式相比，安史之乱以后对面奏的调整，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从外廷到内朝、从公开到私密，二是有意压制程式化、固定化的沟通形式，皇帝努力将面奏的灵活性、主动性掌握在自己手中。两方面变化是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