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安史之乱以后，在疏奏制度方面，调整集中于肃宗、代宗时期，政策是广开言路，并给予谏官以疏奏特权，其疏奏以封事的形式越过宰相及所在机构，直达御前。\d¨a?s_h,e+n^k?s′.*c^o_m+面奏方面的制度调整，也从肃宗、代宗时期开始，主要调整是德宗以后，旨在有意压制程式化、固定化的朝参沟通形式，先后废除了正衙奏事和巡对，皇帝采用与中央主要官员小范围分别沟通的延英召对和次对方式。在此制度框架下，皇帝能够掌握面奏的主导权。通过谏官上封事、延英召对等，皇帝希望利用与主要官员分别沟通的方式，使重要政务信息直达，并集中于皇帝。皇帝处于重要政务信息的汇聚点与信息流转的核心环节，皇帝力图掌握对重要政务信息的知晓、判断、筛选与分配的权力。

结语

刘后滨先生指出，唐后期政务文书的主体由奏抄转变为奏状[108]。其中某些奏状可以直达御前，唐后期皇帝对这部分直接奏状具有优先处置权，如果没有皇帝允许，翰林学士、宰相等均无法看到其他大臣的直接奏状[109]。然而奏状只是文书的一种，唐代皇帝所掌握的政务信息也不单来自奏状。信息问题是君主制中的重要问题，为了更清晰地认识皇帝在唐代政务信息流转过程中的角色，我们希望采取更为宽泛的视角，即从唐代皇帝与中央官特别是常参官政务信息沟通方式及其制度性调整的角度来讨论。

本文研究显示，安史之乱以前，对中央官员面奏或进状的制度性规定及其调整，重点在于规范面奏与疏奏的层次、程序、功能，还包括对奏报格式、文字的规范。*卡.卡^晓`说*王? _冕`费+跃~黩¨同时，注重皇帝与宰相及官僚机构之间的分工，不能事无巨细都直接上奏皇帝，疏奏需机构长官签押负责，面奏尽量采取相对公开的对仗奏形式。皇帝原则上只处理军国大事或现行法律规章所无法涵盖、难以处理的问题，皇帝处于政务信息流转以及决策过程的顶端。与之相比，安史之乱以后，皇帝广开言路，特别给予部分中央官以疏奏特权，其疏奏得以越过宰相及所在机构，直达御前。贞元年间废除固定性的正衙奏事，利用延英召对的特点，皇帝能够掌握面奏的时间、人员，且采取皇帝与参与决策的中央主要官员小规模或个别私密沟通的方式。皇帝不再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顶端，而是处于政务信息流转过程的核心，控制着信息的筛选与分配。皇帝希望通过重要政务信息的控制、议题的选设、议政方式的安排等，努力掌握政务处理的主动性。

安史之乱以后，皇帝给予谏官等部分官员疏奏特权，以及利用延英召对、次对的形式，皇帝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官员分别沟通的方式，透过这些，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宋代相关制度安排的雏形[110]。

为什么在安史之乱前后会出现这样的转变呢？吴丽娱先生认为唐后期藩镇体制下政事纷繁，中央、地方财政三分后情况复杂，随时出现的新问题需要不断报请最高统治者，这是唐后期奏状数量上升的一个背景[111]。这对我们理解上述转变是有帮助的，在此略加申述、补充。-r￠w/z+w￠w\.*n,e·t_

第一，所谓“新问题”，是指那些超出唐前期律令格式体系，且缺乏成案可循的问题。安史之乱以前，律令格式规定之内的决策为标准决策，这些由宰相与行政部门负责，皇帝原则上只处理军国大事或现行法律规章所无法涵盖、难以处理的问题，皇帝负责的是风险决策部分。安史之乱以后，律令格式体系瓦解，新的制度还在摸索过程中，中央政府不断以“长行敕”“格后敕”的方式对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其实就表明溢出前期律令体系的问题颇多，需要皇帝以诏书的方式处理解决。也就是需要由皇帝负责的风险决策，在安史之乱以后明显增多了。政治环境越复杂，风险决策过程中所需要信息的数量就越多、质量就越高。故无论是疏奏还是面奏，唐后期皇帝都致力于直接与大臣沟通，以获取重要政务信息。

第二，新问题以及皇帝风险决策的增多，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安史之乱后唐代皇帝更直接地了解重要政务信息的努力，但却难以解释为什么皇帝要采取与官员分别沟通的方式，并废除常规正衙奏事，运用延英召对等方式与大臣交流，皇帝希望控制重要政务信息的流转和分配。我们认为，这与经历了安史之乱后，总体上唐后期皇帝对大臣的不信任有关。代宗被认为是“畜疑之主”，德宗和宣宗被认为“皆怀疑以御下者”[112]。安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