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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章完结

有关数据采用与数字计算方面的教训理当记取。`如.文,惘~ ,免?废,跃*黩!然而近期在某些著述中,不靠谱的数据和数字仍时有所见。如高估宋代城市化的程度,认为“南宋时的城市人口已上升到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其速度超过改革开放初期。又如高估宋代的农业生产率,宣称当时“平均每个农民每年生产粮食为4158斤”,发达地区“为6930斤”;认为现代农业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远远低于宋朝的农业生产率”。这些有悖常理的数字,据说是计算出来的,但终究很难令人置信。“宋朝公务员富得流油,包拯年薪超千万,富可敌州。”[31]这类似是而非的说法主要是在网络与媒体上流传。正式出版的专书《两宋风云》居然也列举出一些离奇数字:“北宋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了当时世界的80%,是明朝的10倍之多。”[32]作者不屑于注明出处,让人高深莫测,不知其依据何在[33]。

凡事均不可一刀切。受论题与史料的双重制约,某些问题很难算乃至无法算,如刚刚说到的宋代的GDP之类。¢x?x~s/s\y*q′.·c_o^m,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应当补充并强调的是,另外若干乃至更多问题能够算甚至必须算。如要揭示唐宋物价的变动轨迹,只能用数字说话。全汉升先生40年代所著《唐代物价的变动》《北宋物价的变动》《南宋初年的物价大变动》《宋末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34]等文,在数据的运用与计算方面是相当成功的,具有示范意义。数字论证法如果运用得当,有助于不少历史问题的解决。有关事例较多,仅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各略举一二例证。

其一,算出独到见解。如40年代,据全汉升先生在《唐宋政府岁入与货币经济的关系》一文[35]中计算,钱币所占比例唐天宝八年(749)仅为3.9%,到宋治平二年(1065)高达51.6%[36]。依据这些数字,全先生指出:政府的收入在唐代中叶以后,钱币所占比重逐渐增加,实物所占比重逐渐减少,到北宋治平年间,前者所占比重超过后者。这无疑是有关唐宋时期财政收入结构性演变的一大重要见解。80年代初,贾大泉教授在全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将这项研究进一步向前推进。+w.a*n^b~e¨n?.^o*r+g.他在《宋代赋税结构初探》一文中认为宋代“国家财政三分之二以上来自农业二税以外的赋税收入”,并以数据为证:熙宁元丰年间,二税收入仅占30%,工商杂税等其他收入占70%。[37]我个人认为,其数据与结论是可信的。

其二,验证既有结论。如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宋朝重用文臣、压抑武将,但论证不够坚实。80年代初,梁天锡教授在《宋枢密院制度》一书中对两宋十八朝枢密院长官的文武构成进行统计,得出文臣占91%,而武将仅占9%的数据,从一个侧面印证宋朝奉行重文轻武政策[38]。值得注意的是,梁教授的统计是动态的,表明重文轻武政策在宋朝前后又有所变化和调整。又如宋代布衣入仕者增多,究竟多到什么程度?70年代,陈义彦先生对《宋史》1953人的家世做统计,其结论是宋代布衣入仕者占55.12%[39]。他将无谱系记载者一概视为布衣,李弘祺教授认为不准确、应剔除,布衣入仕者应占32.53%[40]。此前,孙国栋先生的统计则是:晚唐名族公卿子弟贡举而进者占76.4%,至北宋跌至13%;寒族晚唐仅占9.3%,北宋增至58.4%[41]。这些统计难免欠精准,但我个人认为,他们用数字说话的努力值得肯定。

其三,订正不确陈说。60年代,有前辈学者指出:唐代“科举制是最主要的做官途径”,“绝大部分都是科举出身而致位宰相的”。本人在《略论唐代科举制度的不成熟性》一文中采用数字论证法,试图予以修正。依据数据,我认为:“从数量上说,唐代入仕为官的主要途径不是科举中第,而是流外入流”,“唐代宰相之中,科举出身者与非科举出身者大约各占一半”。[42]从前学界通常认为,唐代妇女再嫁者甚多,而宋代极少。本人在《婚姻与社会·宋代》一书中采用抽样数据统计法,以期证明宋代妇女再嫁者并不少于唐代[43]。至于其方法是否合理、数据是否可信、结论是否正确,则有待读者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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