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较大，历来受到的关注也较多[12]。但是，研究水准参差不齐。告身所依托的制敕或奏抄等政务文书，对于研究唐代政务运行机制及其变化轨迹，都具有极高的档案价值。

除了出土文书和碑刻资料外，传世文献中留存有大量的唐代政务文书。尤其是《文苑英华》《全唐文》和各种文集（值得一提的是收录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中的《不空表制集》）等收录唐人文章的唐代集部文献中，都有着大量政务文书的留存。只是由于收录到集部文献中的这些文书，大都没有保留签署程式和流通环节，如果要用于研究政务流程，需要参照已有研究加以甄别和考辨。政务文书的环节性形态的研究，可以对此有所贡献。对于集部文献中保留的政务文书，如果能够区分出存留部分所处政务流程的环节，换言之，能够梳理出其作为政务文书的环节性形态，则对于研究唐代国家政务运行机制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尤其是能够保留在集部文献中的文章，大都是知名文人所作，他们所撰写的制敕批答、表状章疏，涉及需要君主、宰相处理的各项政务，但由于缺失了签署程式，长期以来未能引起研究者的充分重视。近年来，叶炜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其关于唐代皇帝的“批答”、翰林学士和宰相的“奏议”（奏状）以及集议时的“议状”等文书的研究，都将以皇权运作为中心的唐代政务运行机制研究推进了一大步[13]。应该说，政务文书环节性形态的区分与厘定，对于无论是释读集部文献中的政务文书还是释读残缺的出土政务文书，以及理解这些文书所处政务环节，进而从流程的角度来理解唐代国家的政务运行机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坐标作用。